这篇文章是刘国胜先生为我的新书《知行: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写的序言。
刘先生曾长期担任宝钢集团党委书记,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型领导。刘书记41岁起,先后担任宝山区委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等高级领导职务。但他却总是非常平易近人,真诚、和蔼地和员工交流,也不回避自己的想法和困惑。刘书记曾送我三本他写的书,每本书都充满了人文的情怀。担任宝钢领导期间,他一直强调:把人的发展作为企业的追求。他提出的“八个人”的观点,对我认识、研究智能制造启发非常大。去年4月,我请他为我的书写点什么。他欣然应允。刘书记不仅写了这篇序,还给了我一张勘误表,指出书中的问题和错误,让我非常感动。
刘国胜先生
今年4月27日,郭朝晖先生给我来电,告诉我他写了一本新书,希望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因为我了解他,相信这书值得一读。我是2004年到宝钢工作后不久就认识朝晖的,那时,为了与科技人员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我定期召开科技人员座谈会,请在宝钢有代表性的科技专家畅谈对科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几乎每次座谈都有朝晖参加。退休后,我仍与他保持联系。去年3月,为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我约了几位专家在宽松的气氛中面聊,朝晖自然也在列。
收到朝晖发来的书稿电子版后,我用一周时间读完了这本超过17万字的大著,颇受教益。书名《知行: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一目了然,恰当地体现了书的基本内涵。“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说明在工业企业数字化是为工业发展服务的,是一种工具,一种利器——非同寻常的现代化工具,它可以使现代工业基因得以优化。不能把数字化与工业基因割裂开来,为数字化而数字化。对“工业基因”,作者用五个理解来解说,即理解效率,理解质量,理解成本,理解标准和理解管理。对于前三个基因人们比较熟悉,但认识和实践到位的至今仍不多见。对于后两个基因,许多人并没有给以应有关注,而这两个基因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三个基因的优劣。数字化可以对效率、质量、成本、标准和管理的优化产生人们难以想象的作用,从而使工业产品以前所未有的新姿态,满足和引导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造福于人类。数字化不是改变工业基因,而只是优化它。这种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日积月累的渐变,到了某一个时点在某一个地点实现突变,所以作者用了“演进”两个字来描述。演进需要鲁迅先生所说的“韧性”精神,不可能一蹴而就。
书名在“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前,用了“知行”二字。可以说,这是作者从认识(知)和实践(行)两个角度,谈“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的基本条件。在作者看来,演进能否顺利展开,首先要解决好认识问题,搞清楚一系列基本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认识问题解决不好实践难免是盲目的,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且认识问题本身的解决也离不开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实践具有高于认识的品格。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古往今来不外乎三种学说,即《尚书》中的“知易行难”、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知难行易”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这三种学说各从一个重要侧面阐述了知行关系的道理。如何把握?朱熹曰:“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行之间是相互依赖关系,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这就是知行合一,但可分先后、轻重。若要行动,总得先把这件事“是什么”和该“怎么做”,尽可能搞清楚,弄明白,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就是“知难行易”的价值,也就是“知为先”的理由。知不是为知而知,是为了行,是行的准备,一件事能否做好,最终取决于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知易行难”的价值,也就是“行为重”的理由。
从现实看,在知和行的关系方面,缺乏知和缺乏行的问题都是存在的。在知的方面存在着鲁迅所指出的缺乏“明白的理性”,在行的方面形式主 义和官 僚主 义时有抬头,至今仍是我们的大敌。相比较而言,知和行,缺乏行的问题更突出。作者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严肃地指出了我国教育界、科技界和企业界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问题。作者身在企业,对企业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问题特别敏感。作者十分看重现场,书中引用了我国著名数字化专家宁振波先生的一段话:“会议室里听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真实的信息,往往来自接近事实的地方;远离事实的地方,了解到的往往是‘远离真实’的假象。”作者还引用了日本工业界常说的一句话:“现场有神灵”,并解说道:“工业中真实的东西往往只能在一线才能看到”。对此,我深以为然。成功的日本企业的诀窍之一,是紧紧依靠一线员工开展无止境的现场改善活动,管理上被称为“自主管理”,这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基础。宝钢之所以能成为国内领先的优秀企业,与创业初全套引进新日铁的基层管理制度有关,其中之一就是员工自主管理。当年还没有“数字化转型”这档事,现在加了数字化,现场管理完全可以演进至一个新阶段。
与重实践密切相关,《知行: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一书,一个鲜明特点是问题导向,作者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认识方面的问题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有的放矢。问题导向的前提是看得到问题、看得清问题,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人看得到、看得清认识方面的问题却看不到实践中的问题,有人则反之。有人两方面的问题都看不到、看不清。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既能看到、看清认识方面的问题,又能看到、看清实践方面的问题。这与他的经历和气质有关,他既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又有长期的实践基础。尤其是,他勤于思考,又善于思考。作者往往对一些习以为常的观点进行补充——看到它的另一面或另两面。譬如,人们常说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作者则提出“后发优势”是在特定条件下才存在的,失去了这个条件,更多的是“后发劣势”。又譬如,对创新中遇到困难要“知难而进”,作者则提出还要补充两个角度,一是“知难而退”,二是“知难而变”。书中类似例子比比皆是,体现的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辩证思维。
本书的最后一篇(第六篇)为“ 观念问题与文化冲突”,最后一章(第二十六章)为“数字演进中的文化问题”,以文化压轴,是别具匠心的。广义的文化,分为四个层面,即观念层面、制度层面、习惯层面和器物层面,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文化问题。当下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靠什么立于不败之地?最直观的,可以说靠科技创新,但阻碍科技发展的并不是科技本身,而是不合理的落后的体制机制,所以吴敬琏先生早就提出“制度重于技术”。需要再问的是,合理的先进的制度靠什么来建立和实施?靠高素质的人。正如鲁迅100多年前所指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我在宝钢工作了11年,下功夫梳理了鲁迅“立人”思想,在宝钢开讲“鲁迅‘立人’思想与宝钢人发展”。退休后,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鲁迅“立人”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回到朝晖的这本书,我想说的是,一个企业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能否顺利,取决于这个企业领导干部、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的素质能否提升到当今世界人类发展所必须达到的程度。
本书围绕“知行:工业基因的数字化演进”,提出了许多独创性见解,知识点很广,读它,可以领略朝晖博士“博”之风采。希望读者都喜欢这本书。
2022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