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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规律、技术创新与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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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眼里,宝钢退休的老领导刘国胜先生是个很特殊的人。他的身份是领导,骨子里却是个学者;但从学者角度看,却有点“异类”: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信徒、鲁迅的拥趸。他看问题很透彻,却又是个充满困惑、“满肚子不合时宜”的人;他是共产党的书记,却又能与我们这些非党人士推心置腹。  

  

想到刘书记,是因为我最近也常常发现:马克思和鲁迅的许多观点确实有远见卓识。刚才上班开车的路上,又想到了一个问题:社会发展为什么是有规律的?其实,世界运行原本就是有规律的,关键是人们能不能发现规律。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改为“人们为什么有能力发现社会发展规律?”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想可以从反面来问:“什么阻碍了人们发现规律?”  

  

我搞了20多年的数据分析。曾经感叹道:发现规律就是和干扰做斗争——规律难以发现,是我们的认识受到各种干扰。比如,牛顿第一定律的发现,是因为摩擦力的存在是一种常态的干扰。干扰来源越多、机制越复杂,发现规律就越麻烦。  

  

再讲具体的一个例子。“钢铁智能制造的瓶颈是模型”,已经逐渐成为业内有识之士的共识。模型为什么难建呢?因为影响因素太多:我研究模型的时候,就找到40个左右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影响因素多了,就不容易抓住重点、也就难以发现规律。我甚至见过某材料专家,对某合金作用的认识实在太幼稚,让我这个学控制的都觉得可笑。

  

学者们研究“机理”,本质上就是去发现规律。发现规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我看来,所谓的“机理”本质上就是在做“降维”的工作。比如,成分、工艺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钢铁材料的“组织”。而研究则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发的“组织变化”,只要组织本身是相同的,性能就是一样的。成分、工艺要用几十个变量来描述,而组织只要用少数变量来描述,这就是降维啊。爱因斯坦、波普强调科学研究追求“简单化”,本质上就是降维,而不是计算简单。

  

同样的道理: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太多,规律也就非常难以把握。于是,很多人把社会的变化归结到某个随机因素身上,如个人好恶、特殊事件的身上。这样,也就看不到规律了。很多人迷信,就是因为看不到规律。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的发展进行了“降维处理”:他们找到了一个关键要素:生产力。


生产力的提高,能让人用更少的力气做更多的事。无论在什么社会,人类或组织的总体利益总是趋向于发展生产力、传播先进的生产力。于是,宏观上看,生产力就是一个从低向高的单向发展过程。


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相关各方并不是“普遍受惠”的。比如,无人化会让某些人失业等等。于是,相关利益方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时,需要改变生产关系、其实就是利益关系,尽可能地让生产力的发展“普遍受惠”。如果做不到,就会产生冲突。冲突化解以后,生产力又会极大地发展。


利益冲突怎么解决的?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分配问题”可以导致生死的差别——所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解决的办法就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到了现代社会,生存问题基本没有了,人们不至于为了吃饭不要命了,解决的方法就变的柔和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就变成了主要方式:你的生产关系调整不好,你的国家就落后、你的企业就会破产。这样,各方就开始妥协、谈判、改革,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革命。在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个人要什么有什么了,利益冲突就少了,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就少了。  

  

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生产力”这个关键的维度,解释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个规律在今天仍然有效。最近我发现:中国的科技界为什么搞不好?本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没有搞好啊! 中国有13亿人、一亿多大学生,要是人和人的关系搞得好,科技界还愁什么? 最近搞智能制造,也深刻地发现:智能制造搞不好,就是因为利益关系没有摆平啊!  

  

为什么呢?请听我解释。


我曾经把龙头企业的科技“短板”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特别难的、一类是没有价值的。“特别难”的搞不好,往往首先是利益关系没梳理好:官本位、科技人员不安心搞科研、难的问题就解决不了;短期考评、导致项目选择急功近利、难的问题没人做。对于“没有价值的”,也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有价值却被隐藏了。隐藏的原因是:整体利益与个人和部门利益冲突。第二类是低端产业不需要高大上的技术。对于这一类,需要在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才会变得有用——所谓转型升级,一个主要推动力是高质量要求。然而,如果市场机制搞不好、企业逆淘汰(像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那样纵容奸商),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宁可生产伪劣产品。转型升级也就没有动力。  

  

所以,要解决技术创新问题,重点也是对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利益关系理不清,生产力的发展就会被压缩。这就是我国的现状。  

  

 有人可能会问: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清楚?我想起一个说法:“哲学往往是社会黑暗的时候发达”。社会黑暗时,会迫使人思考得很深。类似地,人经历的痛苦多了,思考得就会比较深。我在科技一线做了20年科研,想做事的时候,遇到了太多的困惑。我的这些体会,自然是那些仕途上顺畅的人不能体会到的。  

  

最后给大家编个笑话:“春运期间,有个记者跑到火车上调研:大家是不是都买到票了?  最后,他的结论是:旅客们都买到票了、旅客们的意见是:不应该卖站票。”  在中国科技界,这个笑话是有现实意义的:有话语权的人,往往是成为学霸的“成功人士,他们是春运期间“买到票的人”。而长期在科技一线工作的人,是买不到票、站在站台上瑟瑟发抖的人。两种人观点不一样,也是自然的。  

 

来源:蝈蝈创新随笔
材料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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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时间:2023-07-21
最近编辑:1年前
蝈蝈创新随笔
只是把思考的日志搬运,不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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