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发展的困境与希望

     最近，几位朋友和我谈到同一个话题：为中国科技的未来担忧。

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科技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思想往往太肤浅。曾经有过多次，我听院士级大咖报告时，感到火气上撞。直接的感觉是，他们的报告肤浅且乏味。我曾经对朋友讲：他们自己讲得津津有味，我听着就是给小学生科普。这不是听众水平低，而是做报告的人水平低。

有人可能会问：肤浅有错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科技界，一知半解往往比一窍不通还要可怕。一窍不通，可能丧失一些机会；肤浅的理解，则会带来错误的行动，让企业死得更快、让国家损失更大。

在科技创新的领域，人们的竞争如同与高手对弈。如果思考的步子少了，则会在竞争中必输无疑。正如孙子所言：“多算胜、少算不胜”。思考得深，就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而我们的一些大咖，恰恰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的习惯。

比如，谈数字孪生“是什么”的时候，就该问自己：为什么过去不提出来？与模型有什么不同？与CPS有什么差异？为什么要用数字孪生做仿真？

我们知道，对于企业来说，创造价值才是根本。而创造价值意味着产出大于投入，而不仅仅是口号。于是我们要问：这一点到底能不能做到？人们宣传的价值，有那么大吗？

实践反复证明：凡是事先没有把价值创造的逻辑想清楚的项目，最终往往无法创造价值；最终能够创造价值的，都是事先想清楚再做的。就像孙子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据说，解决技术问题的时候，需要问到5~7个“为什么”才行；而解决理论问题的时候，可能要问到10个以上的“为什么”才行。到不了这个深度，很可能就会误导听众、误导国家。这是科技创新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创新的成功者，往往是思考更深的人。

我搞技术创新多年，有一个经验：在数字化转型领域，采用先进技术的困难往往是经济问题。换句话说：如果用户提出的要求是现实可行的，技术上几乎总能找到办法；反之，如果找不到办法，就不是工程技术问题。这样，问题的关键往往是：能否找到在经济上划算的方法。摩尔定律的伟大意义，就是降低了信息通信技术的使用成本；而互联网平台、SAAS软件的本质价值，也是降低相关技术的成本。

经济问题是个涉及非常广泛的问题。成本、质量、效率、安全、稳定、环保等多个方面，都可以归结到经济问题。考虑技术问题时，一定要学会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例如，数字化、网络化促进“协同、共享、知识复用”，这三点是与经济直接挂钩的，就是从经济角度看技术。

技术问题本质是经济问题。进一步，经济问题最终是应用场景的问题：把技术用到合适的场景，才能创造价值。应用场景的问题，往往是企业发展水平的问题；企业发展不到一定水平，就难以找到合适的场景。企业发展水平，往往是市场需求的问题；为技术买单的，最终是用户。市场需求的问题，与社会和市场的发展有关。社会和市场的需求，往往与制度设计有关；制度设计与人的利益有关......

最近，袁隆平先生去世，举国悲痛。袁先生贡献巨大、品格高尚，令人高山仰止。除此之外，袁先生这样的科技工作者太少也是原因之一。人们敬仰先生，也反映了社会对优秀科学家的渴望。与袁老相反，许多科技界的精英人物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现实中只会误导国家、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这让我们对中国科技的未来感到担忧。

他们的思维肤浅，本质上是缺乏批判性思维这种基本的科学素养。头面人物不善于批判性思维，怎样带动国家科技的发展？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和习惯，也是我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的根源。人们更担忧的是：这些思维肤浅的人，怎么就成了国内的头面人物？这意味着，我们的选拔和用人制度出了毛病。这其实是更加令人担忧的问题。

不过，尽管中国科技界有各种问题，还是有希望的。希望在于一些资历浅的年轻人、在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华为没有院士，照样能成为非常优秀的科技企业。这种现象值得欣慰。许多案例，就像腐 败土壤中冒出的绿芽，让我们看到希望。我昨天在贵阳，担任工业APP大赛的评委。在这些项目中，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