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事非经过不知难。老周原本是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但为了企业的生存,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却有遇到“人走茶凉”,心中的煎熬可想可知。
“过不去的是坎,过得去的都是财富”。好在这些煎熬会让老周的生命变得更加多彩。商业领域的创新,民企往往有惊人的竞争力。因为民企为了生存,干起活来是“不要命”的。这大概就是大房鸭成功的原因。
老周现很想把他的《货币起源》、《市场本质》卖掉,想把自己的真实体会分享出去、去影响更多的人。我也希望老周能多写几篇文章在我这里发,分享给大家。
我以前当过老师,我还写过《金融工程学》的教材。上海市还曾经以我的教材为基础,每年组织本科学历的自学考试。有一次,我出于好奇心和虚荣心,自己去做了一遍自学考试的考卷,结果我不及格。我羞愧极了。我很长时间里面没敢告诉其他人,怕影响我这本书的销量。但是,我一直很好奇,那些人是怎么通过考试的?他们是因为理解了我的教材而通过的?还是因为相反的原因?
这还远远不是我经历过的最黑色的幽默。
大房鸭初创时,大家在选择注册地点。我毫不犹豫地建议并坚持要把大房鸭公司注册在宝山区。因为,我曾经在宝山区当过发改委副主任,我了解那里的扶持政策,有些政策还是我在任上的时候起草的。我想着以我的关系网和对政策的熟悉程度,大房鸭肯定能够或多或少地得到一部分政府的财政扶持资金。于是,一起创业的伙伴们都赞成把大房鸭注册在宝山区。
大房鸭创业之初,举步维艰,经常处于寅吃卯粮和朝不保夕的状态。好在小伙子们个个热情高涨,激 情澎湃,苦中作乐,乐此不疲,他们总是能够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我记得那时候还是3G的时代,大房鸭在外面设立的无线广告屏里面插的是3G的卡,有的点位流量大,有的流量小,但是电信卖给我们的3G卡里面设定了统一的流量。于是,小伙子们就自己动手,绕开中国电信,自己做了一个虚拟的流量池子,把各个卡里面的流量放在一起共享,这样就可以省去许多流量费。后来,中国电信的人发现了,连声称赞我们会动脑子。类似的创新几乎每天都发生,我发现小伙子们并不是为钱在玩命,他们就是喜欢动手解决问题。
他们在国企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他们遇到问题就打报告,请示上级帮忙,似乎解决问题的责任在上级不在自己,动不动就要拿出国企的身份来,要么向政府要钱,要么让政府协调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一直说,大房鸭是我的“小岗村”,使我坚定信心看到了国企改革的前景。
信心归信心,现金归现金。
我们还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不得已打电话给发改委的老同事,请他们帮忙“协调”一下,解决我们的资金问题。此前,我们给区政府打报告申请过扶持资金。其中有一个扶持资金的政策就是我在任上的时候制定并颁布的。我们填写完了全部表格以后,兴冲冲地去区经信委送申请书。我之前还特地打电话找人“热一下椅子”,重温一下感情,希望能够顺利拿到扶持资金。其实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因为,之前和我称兄道弟的那几个人要么不接电话,要么说自己不分管这摊工作了,要么说你应该去找谁谁谁。
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填写了极厚的一本申请表。内容相当复杂,简直比移 民申请资料还复杂。我真没有想到,当年我制定政策的时候其实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挖坑下绊子。我就快要到区经信委门口的时候,接到了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声音有点紧张也有点僵硬,他告诉我,“领导说了,你们不符合条件,你就不要来送材料了。”我当时就僵在了宝山区经信委的门口,觉得天旋地转,觉得造化弄人,觉得人间冷暖,觉得世事无常。
后来,有一个“好心人”告诉我:“洛华,你自己是一个中介,怎么就不懂规矩呢?”他的意思似乎是暗示我,要申请政府的扶持资金,要雇佣几个特定的中介机构,由他们申请,命中率就比较高。我对此十分不屑。我接到过类似的电话,尽管对方说的直截了当,对于政策比我还熟悉,对于这次申请的排队情况了如指掌,我还是坚定地认为对方一定是电信诈骗人员。我们绝不委托他们这些中介去申请扶持资金。也有人对我说,有些地方有中介公司专门做这个生意的,拿到政府的钱之后,他们会分走一大部分,然后就能够确保项目验收合格。验收合格以后,申请主体就关门再换一个名字,重新开始玩游戏。当然,这些很可能都是胡说八道,以讹传讹,甚至有可能是境外反华势力编织的无 耻谎言。总之,读者们一定要向我学习,自觉抵 制这种做法。
总之,我在大房鸭奋战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从任何一级政府手里拿到过一分钱的资助。每次我们都申请了,每次我们要么不符合条件,要么好不容易符合条件了,但这一批的名额已经满了。这当然还是大房鸭的自身问题,尤其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我个人对我自己参与制定的政策的理解程度不够导致的,绝对不是我们的体制和机制有任何问题。
不过,时过境迁,我现在回望当时那些拿到政府资助的企业,有的似乎已经消失了,这可能是因为外部竞争激烈造成的。大房鸭虽然没有拿到一分钱,但业务却蒸蒸日上。我感觉,越是拿不到钱的时候,小伙子们越是玩命干活,想方设法解决问题;越是容易拿到钱的时候,小伙子们越是喝茶聊天,上网购物和打游戏。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第一位的。
大房鸭作为第一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到今天来看,当年那一批里面最不起眼的就是大房鸭了。现在最耀眼的也恰恰是它。于是,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那些钱给了国企之后,怎么样了呢?政府好心好意给了一大笔扶持资金给国企,央行用各种创新的名目(新到连我这个金融学副教授都听不懂他们创新的工具是什么意思)印钞票来扶持国企,后来呢?我现在完全明白了。央行雇佣的经济学家说印钞票是迫不得已,是为“国企改革”赢得时间。我看他们说反了,印钞票是为了“国企不改革”赢得时间,印钞票给国企就可以让国企一切维持原状,保持稳定,保持不变。我从来没有见过印钞票能够促进国企改革的案例。
我的经历和观察是:国企有了钱以后,员工的责任心就容易松懈。然后,他们就容易相信并坚信企业越是困难,央行印钞和财政拨款的力度也会越大。一旦有了这种念头,国企员工的责任心就会消失。所谓的国企改革,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激发人的责任心。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我都写在了《市场本质》一书中,请大家在感慨、唏嘘、转发这篇文章的同时,也关注我的《货币起源》和《市场本质》,里面充满了朴素的真理和勇敢的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