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锋

举国 体制是个不好谈的话题，每个人和每个组织都有自己对举 国体制的独特理解，弄不好一张嘴就错。但中国工业软件发展，匹夫有责，怀有一颗拳拳之心，我想，即使说错了，也会被体谅吧。

举 国体制是中国国情优势，其他国家无可比拟，这需要具有一呼百应的强大的集体主义机制和体制。新中国建立后，在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和国际封锁的局面之下，利用举 国体制实施了多项国家工程，都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成功。举国 体制的核心特征就是：短时间内力出一孔的“系统化”，暂时放弃洋洋洒洒的“体系化”。    

今天的中国工业和科技似乎再次面临70年前相似的棋局。相似的棋局，破局路线也应该相似，举 国体制再次被提上日程。但时移世易，相似的方程，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变了，解肯定变了，求解的路线也有所不同。中国工业软件是此棋局的一颗特殊棋子，国家在举国 体制下寻找这个特殊方程的特解，我们这些工业软件公司也在许愿。

正值中秋，对着月亮许个愿吧。我面前精致的盒子中有十种不同口味的月饼，那就许十个愿吧。

“刚需”是我们在之前特别强调的一个概念，是自主工业软件发展的工作基础。识别刚需，是为了拒绝盲目对标，追求中国用户的行为需求而不是口头需求，不管说得多么高大上，但行为不会骗人，每天在用国外先进软件的哪些功能，在乎哪些性能。之所以总是谈这个话题，一方面是这件工作实在重要，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工业软件届，似乎实在是沉不下心来做此事，因为甲乙双方都有捷径，那就是对标国外软件：研发单位每日捧着国外软件的功能手册，将之奉为需求圣经；用户单位拷贝国外软件的用户手册做标书。

这几年参与过很多举 国体制的工业软件攻关工程，这些工程其实有一个先天的优势，那就是做系统化的刚需识别。我们民营公司在做产品，要细分市场，对每个细分市场做需求分析。这些分析需要的需求收集不能在家里做，需要每天在用户现场观察用户的行为。虽然本人所在的公司工程师相对其他公司多，工作经验也多，但面对庞大的用户群，多达几十个有价值的细分市场，仍然觉得力不从心，每个市场只能浅尝辄止。况且我们这些都不大的民营公司之间是竞争关系，很难把他们的知识和智慧集中和共享。

现在很多举 国体制下的攻关工程都是面对一个特殊行业、特殊领域或特殊区域，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或几个细分市场。这些行业、领域和区域都有充足的行业专家，分布在企业、研究院所、协会、学会和学校里，在举 国体制下，这些专家可以很容易调动，通过某种机制把专家的智慧凝聚起来，在某个细分市场对其需求进行系统化识别，对比一家民营企业的区区数百个工程师，工作的深度、广度和高度都不在同一个层面。这些成果不仅可以为某一个举 国体制的攻关工程所用，对全国每一个为中国工业软件发展而战斗的组织来说都是丰富的养料，这正是举 国体制存在的目的。    

我们也看到一些 举 国体制下的开源项目，开源的都是研发出来的成果，具体讲就是开源了代码。但我觉得，需求开源可能被我们忽视了。需求是源头，源头的开源也许才是更有价值的开源。

“高点起跳”是我们以前一直谈的一项公司策略。面对工业软件的落后和门槛，完全面朝黄土背朝天定是无法突破。用资本的力量去整合全球技术，可以获取世界第一梯队的技术。很多收购案例表明，收购一款工业软件所需的资本并不比从零开发需要的经费多，甚至更少。所以，如果做好选择，收购其实是很划算的买卖。

我们调研发现全球有不下数千款工业软件。这些全球积累的各种形态的工业软件无疑是个营养丰富的广阔土壤，可以为任何一个立志于做大做强的工业软件公司源源不断输送技术养分。很多软件在他们本土被龙头企业压制，怀才不遇，生不逢时，不是技术不行，是市场问题，在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殊市场下，有可能释放这些技术的潜力。当具有一个市场认可和开放性较好的工业软件技术框架后，可以并购更多国内外中小求解器和前后处理软件。在中国的土壤里也生长着这种小型和专业的工业软件，也是合作和并购的理想对象。

过去，我们看着国际先进技术在他国之间相互买卖，眼红不已。其实这些技术很多是贱卖，但作为一家小体量的民营企业，即使是人家贱卖，我们都买不起。今天的举国 体制应该把国际技术的整合采购纳入国家轨道。这种整合只买技术和代码是没用的，还需结合民营企业的技术基因，让这些技术可以消化吸收再创新。之所以强调民营企业和基因，是因为这些企业在中国工业软件行业坚持了几十年，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建立了这些基因，不是短时间靠砸钱、堆人头、吃快餐出来的。有工业软件商业化基因的组织才会真正理解和珍惜这些技术，否则只会暴殄天物，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苗头和案例。

工业软件有很多种分类方法，根据所基于技术、资源（知识）或原理的属性来分类，工业软件分三类：科学类、工程类和管理类。除了这三类软件，还有一种隐藏在水面之下的软件——核心引擎。

引擎软件在用户界面不可见，但却对可见部分的表现影响巨大。我们在核心引擎领域与国际标杆的差距更大，甚至超过第一类工业软件的差距。工业软件发展难度大，但可见部分的难度只是冰山一角，真正难的部分是水面之下的部分。引擎是工业软件的心脏、根茎和芯片，是工业软件的基础，如果不攻克引擎，国产工业软件基本上就是经不住浪打的浮萍，谈不上自主发展。

但引擎技术有一个特征，就是技术难度高但商业回报小，需要干坐板凳十年冷。工业软件公司虽然认识到引擎的重要性，但很难下定决心去攻关。这一点，掌握国家公共资源的部门要意识到严重性，将公共资源向这方面倾向，做好系统性和持续性的攻关安排。这不是一个两三年的项目能解决的，而是一项以十年为单位计算的工程，不仅包含技术问题，还要有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机制。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们提出过一个“赋能开道”的国产替换策略。开发一套工业软件不是最难的，真正难的是在用户现场替换国外软件。我们发现用户采购工业软件的目的是建立新能力，形成新质生产力。过去用户买了很多仿真软件，但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也摸索出了一套办法，那就是通过一套赋能体系帮助用户提高使用效益。在中国工业软件新时代，我们用这套办法，在帮助用户建立生产力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国产替换。只要能建立起能力，用户并不在乎用什么软件。

当然，该方法的实施需要用户决策体系实施一项变革，那就是允许“赋能咨询”之类的高端科技服务纳入设备清单。中国能买得起仿真软件的中国企业多数是央企，即使不是央企也是大型国企。这些企业的能力建设和条件建设的经费是通过特定项目来向国家申报和审批的（我们称为“三报三批”）。申报审批模式主要以类似软硬件的硬能力采购为主，对咨询服务类的软能力的建设很少关注和支持。过去，麦肯锡之类的咨询公司的管理、战略或财务咨询，国央企确实可以购买，但科技咨询的采购却很不受待见。央企的采购流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文件——设备清单。过去。这个清单中，你很难看到类似“咨询服务”的条目。如果没有经费来源，或者没有采购依据，企业很难获得这项咨询服务，毕竟“企业仿真能力体系建设”的高端咨询需要资深咨询师长时间参与，价格自然不会很低。

显然，这需要国家政策、项目指南和经费批复模式的引导。过去，我们采购的国外所谓先进软件，其实大部分功能超越了企业需求，但采购价格并不会因此降低（中国区域的价格甚至更高）。现在使用国产软件，功能可以满足刚需，但价格不用那么高。如果把多出来的经费用在“仿真赋能”这类咨询服务上，将产生巨大的能力提升，同时实现对舶来品的替换，岂不是很好的举措？

中国工业软件产业的需求侧需要改革，不仅需要麦肯锡式的管理咨询，也需要安世亚太式的科技咨询。

我们曾经分析了制约中国工业软件发展的很多障碍，最后，把知识产权保护定性成最大的障碍。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是国家一直不懈努力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个过程，仍然需要时间。软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复 制无成本、功能不降低、质量不下降。如果能免费获得质量高、功能强的产品的话，我为什么要花钱买功能弱（先不说质量如何）的产品呢？如果不尊重知识产权，用户有可能以零成本获得软件，这让后发软件企业根本没有生存空间。    

另外，非正版软件的存在，让中国工业软件市场规模与工业增加值明显不匹配。类比欧美日市场，按照当前中国工业增加值，工业软件市场规模应该在数倍以上。所以，软件知识产权保护也许是中国工业软件发展缓慢的原罪。如果每份软件都是合法授权的，偌大的中国工业体系造就的巨大市场，总是有中国软件由小到大成长的空间。

近年来，我国相关机构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力度日益加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市场环境将会有所好转。但我们还是希望这种力度再大些，速度再快些，不然中国工业软件产业等不起。

其实，我们不主动打击盗版，国外原厂也不会视而不见，而且可能会利用这一现象设置陷阱和地雷。当前，中国工业软件市场的盗版转正（其实就是有节奏地打击盗版）逐渐成为国外原厂新的收入来源。在互联网时代，软件供应商收集你单位的软件使用证据如探囊取物。在证据面前，轻则补缴，重则受罚，而且有企业已经被苛以重罚。今天你被割的韭菜，都是当年盗的版。    

所以，这条结论可能会毁了你的三观：中国工业软件脖子不是被卡住的，更像是被我们自己噎死的！

中国工业及管理机构向来对标准很重视，工业相关标准也很多。工业软件的热潮把工业软件标准热也带了起来，各机构、团体都热衷于搞标准。业界一直有个说法：“三流组织搞产品，二流组织搞服务，一流组织搞标准”，于是很多机构和企业把做标准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热衷于抢占标准高地，积极参与各种标准的制定，以为这样就能成为一流企业。我们的政府机构似乎也有一个误解：把标准做得多多的，这个行业就能快速发展起来。都想在标准方面想办法做到世界领先，让中国的标准走向世界。

其实，这件事情的底层逻辑是：“一流组织做标准”的真正含义是企业首先成为一流企业，然后才有资格做标准。一流企业首先是个成功的产品型企业，其次是个成功的服务型企业，然后才是个有资格做标准的企业。服务也是一样，首先是个成功的产品型企业，才能有能力做高端服务。企图跳过产品和服务两个阶段，投机取巧走捷径，直接做标准是不可能成为一流企业的，做出堆积如山的僵尸标准而不自知，只能贻笑大方。我们的标准能不能走向世界，能不能世界领先，并不取决于标准本身，而是这个行业世界领先了，标准才可能走向世界，才能世界领先。    

标准是个软课题，任何一个软课题都应该是为硬课题的成功来保驾护航的，没有硬课题的软课题只能是“疲软”课题。如果“硬课题”成功，其配套的标准必然成为事实上的标准。对应的，任何一套工业软件的标准应该是为某一项非常具体的工业软件工程服务的。没有工业软件相关的硬工程，工业软件标准这样的软课题不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标准。    

所以，祝愿我们政府机构在建立任何一个标准项目之前，都先问问咱们的硬课题是什么，标准如何为这项硬课题保驾护航。

说到全球视野，有一个话题经常被在各种场合谈起：“如何评价自主工业软件，什么叫做自主可控工业软件？国际收购的软件、仿制别人的软件、开源软件是否不属于自主工业软件？”

什么叫自主，什么叫可控？实际上在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有四个重要的词汇，第一是引进，第二是消化，第三是吸收，第四是再创新。大多数工业技术从起步到成熟，通常都会经历这四个过程。高铁和5G通信都是中国自主创新的典范，但每个都踏平了这条路。其实，多数行业都会经历逆向工程过程，先向别人学习，再经历消化、吸收、再创新三项过程，最后走向正向设计。    

因此，无论是向别人学习，还是向开源代码学习，抑或整合收购，只要能可持续发展，具有对产品进行再创新和再发展的能力，即可判定为自主可控。    

前文建议的政府作为的高点起跳是促进中国工业软件发展的低成本的短路径。软件行业还有一种特殊的福利，那就是开源软件。开源软件是全世界人类的财富，合理合规合法地使用开源软件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智慧。政府不仅应该鼓励研发单位使用国际开源资源，还应该有组织地帮助整个行业建立这种能力。

中国自主工业软件产业一个显著特点是“小散弱”。相比国际大鳄，产业中的每家公司都较为弱小。如果国际大鳄是艘军舰，那我们就是一群“小帆板”。如果各自为战，一群小帆板也不可能战胜一艘军舰。中国工业软件公司的发展未来，绝对不是小帆板们各自慢慢长成军舰的模式，而是要凝聚力量，把小而散的帆板聚合起来，整合为航母，集体出海，联合作战。过去曹操把船只绑在一起以增加稳定性、抗击打能力和战斗力，虽然不是最好的策略，但至少比小帆板各自为战来得靠谱。    

举 国体制的首要任务是把中国的“小帆板”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形成合力需要一个整体、系统和可持续性的规划，而不是今年一个策略，明年另一个策略，今年支持几个组织，明年支持另外几个组织。需要严格筛选，做好分工，制定长期计划，咬定目标不变。坚持长期主义，不折腾，不随意变更，定期跟踪进展，严格验收成果。

举 国体制的目的是牵引最适合的团队实现中国工业软件的破冰，但谁是最正确的破冰者？破冰者 有什么特质？举国 体制的资源也是有限的，不仅应该杜绝撒胡椒面，更应该把资源聚焦投向那些正确的破冰人，这是举 国体制的无法绕开的课题。    

工业软件风口到来，中国商机乍现，突然所有的人和组织都宣称自己可以做工业软件。那到底什么样的组织适合做工业软件。我们认为，想要担负中国工业软件的破冰使命，必须既要有齐天大圣的心气，还得有三头六臂的身段，其实，就是那些做了十年以上工业软件还没死也没转行的组织。用“大圣心、哪吒身”来衡量的时候，那些最有可能成功的组织的特征很明显，那就是在工业软件方面有基因、有战略、有定力、懂技术、懂商业的组织。    

组织的工业软件基因其实就是你的组织经过长时间创建和进化而成的工业软件的积淀。虚的方面讲是工业软件的文化、思维和意识，实的方面讲就是工业软件相关的技术、数据、人才、客户等。

战略代表了你不会三心二意。如果发现对方没做好赔三年的决心，就别相信他真的会做工业软件。中国工业软件，做定战略决心，做好策略分析，准备打持久战，需要备好至少3年的遮风避雨的兜底资金。

如果说战略是谈主观决心，那定力就是看客观决心，也就是那些没有退路的组织。这个组织赖以生存的东西是什么，不做这个会不会饿死？如果是，他丝毫不会懈怠，“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凭城借一”这些成语就是形容他们的。如果不是，随时逃命是必然的，“虚晃一枪、夺路而逃、全身而退”这些成语就是为他们准备的。机会乍现，没有定力的组织的动机往往是搞一笔钱或者搞一点政治资本就走，时刻做着转行的准备。

中国工业软件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两项成功能否同时达成：技术成功和商业成功。不论你开发多好的产品，有多少种用户，只有一种用户是你的衣食父母，那就是商业用户——拿出真金白银买你产品的那些用户。一家长期坚持工业软件研发的组织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相濡以沫的高品质客户，触达这些客户的通道是现成的。相比那些突然宣称自己能做工业软件的组织，长期坚守的工业软件组织的商业DNA链条上“触达商业客户通道”这项要素要坚固许多。一个没有客户积淀的组织，很难想象在工业软件这条道路上能走多远。

没有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就贸然出发的人，基本上都会死在半山腰。这里所谓的技术积累是个技术谱，而非几项零散的技术。且技术谱要跟目标用户的需求谱要匹配，特别是“刚需谱”。技术谱和刚需谱中的“谱”字是需要时间和规模来积累的。那些突然宣称自己可以做工业软件的组织，若不是迷之自信，就是想欺负中国懂行的专家不多，误导主管部门的决策。

我们曾经对工业软件发展需要的各项要素及其提供者能力的分析，发现一个明显结论，只有长期坚持在工业软件领域的公司才具有相对完整的要素，这些公司才是肩负中国工业软件破冰使命的主体。虽然确实需要其他类型的组织，譬如工业企业、科研院所，以及第三方机构来加持，但每类机构都有其固有使命、业务特长和技术积累。虽然对工业软件发展都有其独特价值，但不代表任何一个和工业沾边的组织就真能在工业软件风口下起飞，然后还能平稳落地。因此，我们强烈不建议各组织随意和盲目跟风，经不住诱惑，去发展与自己战略和使命不一致的业务和能力，不仅不利于中国工业软件产业的良性发展，还会把自己的发展带入不良境遇。要不然，几年下来，中国工业软件行业肯定是一地鸡毛。

一谈到国产和信创，就不由自主想到“国产替换”，举国 体制的各种政策都是牵引工业软件产业做国产替换，但替换何其艰难。用户研发、设计、生产和运维现场用了多年的软件，数据资产、应用标准和使用习惯已是替换的拦路虎。

其实，中国工业软件业界的第一思维应该是备胎思维，而不是替换思维。备胎是替换的第一级台阶。华为的海思芯片卧薪尝胆做备胎十八年才开天见日。这个备胎正是华为在国际暴力冲击之下没有倒下的原因之一，也是敢于坚定迎战霸权的底气所在。

中国工业界各行业的TOP500企业是工业软件的主要应用战场，这些企业是中国工业的脊梁，也是最高概率被某国拉到黑名单（实体名单）的企业，他们的国际供应链都朝不保夕，风雨飘摇。按照当下的国际局势和未来20年的预测，已经进入黑名单的企业必须替换，必须在三年内完成，没有进入黑名单的企业，5年内达成备胎上线，做好有备胎可换的准备。这一点有些企业有认识，有些企业没有认识，或者没有认识到严重性，倾向于抱侥幸心理。我们当然希望国家能做好教育工作，并设为KPI，工业软件企业也要在营销中传达这种理念，更要从技术上做好备胎工程的丝滑方案，做好备胎工程的现场具体工作。相比替换工程，备胎工程的方案却要复杂得多，现场工作也要繁琐和细致得多。人类都有选择焦虑症，选择太多往往会投鼠忌器，瞻前顾后，无所适从。没有选项反倒可以心无旁骛地做事情。

同样地，举国 体制下的备胎工程，应该有特殊的政策，相对于国产替换策略，备胎策略也会复杂很多

       

                               

作者：田锋

工业软件深度思考者，国家产业基础委员会委员、中国力学学会委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委员家。领导开发了精益研发平台、知识工程平台、综合仿真平台、知识云平台及仿真工具等大型工业软件，并在航空航天、船舶、核能、石化、车辆等国家重大工业行业工程中得到应用；主持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北京市工业强基工程、工业互联网相关专项20余项，为百余家企业提供精益研发、知识工程、综合仿真等体系咨询。

本书介绍了中国工业软件产业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工业软件自主研发的策略和路线、云时代的工业软件发展方略、工业软件在企业的应用体系的建设，以及在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孪生体领域的支撑和应用方案；分析了中国工业软件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矛盾和误区，并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建议和解决方案；针对工业软件中的难点领域，特别是工程仿真和工业研发领域，给出了具体实践经验和方法论。

             

           

视频号《踏雪论坛》                    

  仿真标准进入国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