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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 《高通量多尺度材料计算和机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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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由ai生成)

本文介绍了材料基因工程,该领域运用生物学基因组学方法和高通量计算平台加速新材料研发。通过高通量实验、计算和数据库三大技术,结合AI、机器学习,实现了材料的精准设计。以美国海军材料升级为例,展示了其实际应用效果。同时,探讨了数据整合、实验与计算结合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作者杨小渝在材料基因组高通量计算领域有丰富经验。

        

发展背景

几乎任何科学都和物质相关,物质是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当期被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就成为了材料。如今材料学已经和物理、化学、数学、信息、力学和计算科学等学科的深度交叉,称为前沿的热门研究领域,如何寻找更硬、力学强度更高的材料成为了当今时代的刚需。

材料基因工程就是这样的一种技术手段。材料基因工程是一个借鉴生物学基因理念的颠覆性前沿技术,旨在加速新材料的研发和应用。其核心任务之一是构建材料的高通量计算设计平台。采用类似于生物领域中的基因组学方法,通过大量的计算来预测和设计具有特定性能的材料,从而全面加速材料从设计到工程化应用的进程,大幅度提高新材料的研发效率。这意味着可以更快地将新材料推向市场,从而促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通过对材料结构(或配方、工艺)与性能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材料基因工程可以精准调整材料的原子排列或配方,改变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宏观性能。而这一领域的发展促进了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工程学等多个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推动了创新思维和方法的产生。

不仅如此,材料基因工程使得针对特定应用需求定制材料成为可能,比如在能源、环境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可以根据需要设计和制造具有特定功能的材料。与传统的材料研究相比,材料基因工程更加依赖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技术,以发现新的材料组合和优化现有材料的性能。它还关注材料的可持续性和环境友好性,寻求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研究领域,各国科研机构和企业都在积极参与其中,共同推动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


       

技术核心

       


高通量实验、高通量计算和材料数据库是材料基因工程的三大核心技术。包含从微观、介观到宏观等多尺度的集成计算材料工程,经由高通量计算模拟进行目标材料的高效筛选,逐步发展为人工智能与计算技术相结合的智能计算材料方法。通过对海量实验和计算数据的收集整理,运用材料信息学方法建立化学组分、晶体和微观组织结构以及各种物理性质、材料性能的多源异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发挥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材料领域知识的双驱动优势,运用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技术探寻材料组织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作为科学研究第四范式的数据驱动在材料科学和技术中的引领作用也越来越得到科学家们的普遍认可。


       

应用实例

       
   

美国海军认识到,某些飞机最终需要进行材料升级,以提高性能,减少昂贵的零部件更换和检查次数。其目标是将表面可硬化不锈钢用于轴承应用。当时还不存在这样的材料,这促使海军通过小企业创新研究(SBIR)的资助发布了一份征求建议书。

海军和下一代航空机队的直升机、喷气式飞机和其他飞机的某些部件中的现有轴承部件很容易受到储存过程中的湿气或操作过程中的蒸汽引起的腐蚀。轴承表面积聚的水沉积物和腐蚀性介质可能导致点蚀,点蚀可能成为早期故障的起始点。目前,缺乏既能为这些应用提供必要性能又能在轴承表面提供不锈钢性能的高性能轴承材料。因此,经常需要其他防止腐蚀的方法,如掩蔽、浸入油中/将轴承封闭在大气中等,这增加了系统的时间、成本和/或重量。

尽管当时这不是问题,但海军预计这可能会发生,并采取了缓解和先发制人的措施。必须制造一种新的钢,以满足这些轴承应用的要求,但材料需要具有足够的机械性能组合,并且也是不锈钢。

QuesTek开发了N63钢,满足了海军的要求。这种新型合金是一种可氮化不锈钢,适用于轴承、齿轮和其他磨损关键应用,表现出高表面硬度、疲劳寿命、耐热性、芯部强度和延展性的独特组合,包括低温。QuesTek利用其ICME方法,修改了微观结构概念,研发了Ferrium N63,其具有如下特性:

  • 可氮化,表面硬化性高;

  • 强度和韧性的优化组合

  • 高淬透性,实现稳健的热处理

  • 持续更长时间的高温下,保持工作稳定性

然而,对于企业级新材料研发,面临着如何避免数据碎片化,整合、研发或改进新材料研发生命周期过程中的离散数据、代码、模型和算法等,从而实现团队共享的问题;面临着如何将高通量计算、高性能计算、机器学习等材料信息学方法和技术更好地与实验相结合加快新材料研发等问题。对于面向科研的材料计算,面临着如何不需要下载、安装、编译软件,不需要担心计算集群和机时,直接采用浏览器开展计算,计算完毕直接形成数据库的问题;面临着课题团队的机时、存储、作业、任务、数据等的集中统一管理问题。本书就是针对相关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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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吴杰


杨小渝,博士、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后,现为中科院“百人计划”研究员。杨小渝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和创新体现了多学科,跨领域的特点。目前主要从事材料基因组高通量材料集成计算、材料多尺度模拟计算等关键核心技术,以及材料第一性原理计算数据库的建设。曾参与了十多个英国政府及欧盟框架项目的研发,对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以及如何沿用国际化的方法和模式系统地开展交叉学科项目的研究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国际重要期刊、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并著有三部英文学术著作;同时还担任国际期刊主编/国际学术会议审稿人。2011年获由教育部,科技部举办的第五届“春晖杯”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2010年经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计划”遴选,获“香港优秀人才入境”身份(放弃赴港,直接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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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TEM与计算机方法
疲劳化学航空UM理论自动驾驶材料多尺度数字孪生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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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时间:2024-05-19
最近编辑:1月前
江野
博士 等春风得意,等时间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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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 | 中国高能物理的生死抉择《叶铭汉传》

人物介绍 叶铭汉叶铭汉(1925.4.2.- )实验高能物理学粒子探测技术专家。上海市人。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学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50年代参加我国第一、二台带电粒子加速器(700仟电子伏和2.5兆电子伏静电加速器)的研制,建成后负责其运行和改进,对我国低能加速器的发展做出贡献。后率先研制和发展多种粒子探测器,开展我国第一批核物理实验,做出了国际水平的物理工作。70年代开展多丝正比室、漂移室等高能物理实验常用的粒子探测器的研制,首先在国内实现多丝正比室计算机在线数据获取。1982年起主持大型高能物理实验粒子探测装置“北京谱仪”的研制。是大型科研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主要科技领导人之一。获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时代背景 1953年,美国建成一台高能质子同步加速器,能量为33亿电子伏,位居世界第一。当时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赵忠尧、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肖健等对这台加速器十分留意,大家分工做了调研,专门开了一次面向全所的学术报告会,分头报告并进行讨论。尽管当时叶铭汉等正在研制一台700千电子伏的静电加速器,能量还不到美国静电加速器的四千分之一,但是我国的物理学家信心十足,坚信中国也会有高能加速器,相信我国一定能赶上,一定会建成中国的高能加速器。1956年,我国政府决定开展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当时,我国参加了位于苏联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每年缴纳运行费约1000万美元。在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这一笔钱应该是相当可观的,显示了我国政府对高能物理的重视。“一上”:1957年,中国派出了一组科技工程人员,在王淦昌领导下,到苏联去学习、进修,设计一台10亿~20亿电子伏的电子同步加速器。这是我国高能加速器的第一次上马。“二上”:1958年“大跃进”时,部分研究人员也跟着头脑发热,认为10亿~20亿电子伏太低了,应该直接把能量提高到超过当时国际的最高水平,目标改为设计一台15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要争世界第一。“三上”:1959年,大家认识到,目前我国还没有条件马上建造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加速器,所以目标改为设计一台强流的4.5亿电子伏的质子等时性回旋加速器。这是一台中能强流加速器,流强指标位居世界前列。后来,由于“大跃进”,经济困难,这台加速器不得不下马。1962年初,我国刚度过困难时期,还有过一次建造高能和低能加速器的讨论,在位于中关村的原子能研究所一部进行,由钱三强所长主持,叶铭汉担任会议秘书,参加者有王淦昌、梅镇岳、赵忠尧、杨澄中、李正武、朱洪元、谢家麟、张文裕等。大家经过讨论,建议建造一台20亿电子伏的电子同步加速器,其指标回到了1957年的指标;另外,建议建造一台串列静电加速器。这一建议形成后不久因人事和政治形势变化,没有形成正式的文件,无人再提及这件事,也没有记入我国建造高能加速器几上几下的历史。“四上”:1965年我国退出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后,决定在国内建造一台32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当时还考虑过这台加速器要建在“革命圣地”延安。这一加速器的指标是十分落后的,美国在1953年建成的33亿电子伏的加速器于1965年关闭,停止运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一计划又无声无息地自动停止了。“五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加拿大有人提议建造一台10亿电子伏的强流质子直线加速器,主要用于生产核燃料。原子能研究所一部有人提出同样的建议,原子能研究所二部有人提出建造不同类型的加速器,两个部门分别做了初步设计,双方展开辩论,为此忙了一阵。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后,开始重新讨论高能加速器的方案,这两个方案也就没有人提了。“六上”:1975年3月,国家批准在十年内,经过预研,建造一台高能质子加速器,这一工程代号为“七五三工程”。第一期工程的任务是预制研究和建造一台40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第二期工程的任务是研制一台达到国际最高水平的高能加速器。这是我国高能加速器计划建造历史上“五上五下”之后的“第六上”。要实现这一宏大计划,高能物理研究所当时所有的科研人员人数明显不够。当时高能物理研究所被特批了几十个名额,以便从全国引进工作人员,全所科技人员、工人、管理人员的总数迅速增长,超过1000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地区人员规模最大的研究所。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广大科技人员欢欣鼓舞,可以施展才华大干一场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大家认为“七五三工程”的目标不够先进,决定放弃这一计划,这是“六下”。“七上”:当时,还有一个比“七五三工程”更为激进的方案被提出,这是“七上”。1977年11月,国家决定加快建设高能物理实验中心,分为三步。第一步:不经过预研,立即建造一台能量级为300亿电子伏的慢脉冲强流质子同步加速器。第二步:1987年底,建成一台4000亿电子伏左右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完成相应实验探测器的建造,建成我国高能物理实验中心。第三步:20世纪末,建成世界第一流的高能加速器,并在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方面做出世界第一流的成果。 1984年,叶铭汉(右一)与李政道讨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方案中的问题。图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官网这一工程的代号定为“八七工程”,含义是1987年完成4000亿电子伏左右的质子环状加速器。1978年3月,相关人员对方案做了修改,将第一步计划中加速器的能量由300亿电子伏提高到500亿电子伏。这一决定是非常先进且振奋人心的,叶铭汉当时也十分激动。但现在看来,这一决定却有冒进之失。高能物理研究所当时只看到高能物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高能物理固然应该发展,但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具体条件。首先,国家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大家没有考虑到当时我国的经济情况,以及对高能物理的投资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可能占的份额和回报情况。以我国当时的工业和科研水平,我们有足够的人力来完成这一计划吗?假定国家拨付足够的研究经费,我们能按计划完成吗?当时我国 还受到西方的技术封锁,任何器材、方法上的困难都要自己从零开始摸索,独立解决,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能跟上国际第一流水平吗?当时叶铭汉等科研人员非常乐观,他们坚信,由于我国体制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我国的“两弹一星”就是这样成功的。可是,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高能物理并没有“两弹一星”那样高级别的优先权,因此目标设定得过于激进。 科学研究 高能物理,也被称为粒子物理学或基本粒子物理学,是研究物质最基本单位及其相互作用的科学领域。它试图解答构成我们宇宙的最基本元素是什么,以及这些元素如何通过各种力相互作用。为了探索这个问题,科学家们需要观察和分析发生在极小尺度上的事件,即微观世界。在微观世界中,原子、分子乃至更小的粒子如电子、夸克等构成了一个我们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复杂体系。要理解这些粒子的性质,科学家们需要将它们从原子核中击出,或者使它们以足够高的能量相互碰撞,从而揭示它们的内部结构和相互作用的本质。这一过程通常需要借助于大型科学设施——加速器。加速器是一类能够产生高速运动的带电粒子的装置,它们可以是直线型的,也可以是环形的,甚至是两者的组合。加速器通过电磁场加速带电粒子,使其达到接近光速的速度。当这些高能粒子相撞时,它们会产生大量的能量,足以生成新的粒子,甚至是那些只存在极短时间的粒子,如著名的希格斯玻色子。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加速器包括位于瑞士和法国边境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美国的费米国立加速器实验室,以及日本的KEK加速器等。这些设施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也是国际合作和交流的平台。加速器不仅仅是用于基础科学研究。它们还广泛应用于医疗、工业和材料科学等领域。例如,加速器产生的粒子束可以用于癌症治疗,通过精确照射癌细胞来减少对周围健康组织的损害。此外,加速器技术还在非破坏性检测、放射性同位素生产和元素转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能物理的研究不断推动着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深入到更加基本的层次。每一次实验和每一项发现都可能为我们打开通往新知识的大门。通过对微观世界的探索,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宇宙的起源和结构,还能够开发出新技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总之,高能物理、微观世界和加速器三者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现代科学的一个关键领域。通过对微观粒子的研究,科学家们不仅揭示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还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持。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型加速器的建设,未来高能物理学将继续在探索未知的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 目 录 精彩样章 来源:STEM与计算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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