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瑞钰先生是中国第一批工程院士、冶金部原总工程师、我国工程哲学的倡导者,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不久前,我给老人家发了一条短消息,认为无论搞创新还是搞数字化,都应该与工程思想相结合。否则,只能是小打小闹。殷部长回答说:他完全赞成我的看法。
很多人觉得奇怪:创新活动包含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工程活动强调严密的计划性。两者怎么可能兼容呢?的确,创新项目很难像普通的工程项目那样制定严密的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创新项目不能计划。在人类历史上,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都是工程科技的典范,又同时都是伟大的创新。
在我看来,工程思想与数字化结合的创新,是大势所趋。这是企业研发工作走向成熟、走向专业化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成为世界一流的创新型企业,关键就是创新能否和工程思想、工程方法密切结合。
我们知道:社会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走向分工。科技工作者也是如此。古希腊时期,分不清哲学家还是科学家;牛顿时期,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是不分家的。上世纪中叶以后,几乎没有全能的数学家了,只有几何学家、代数学家;而现在数学家只能工作在某个更加细分的分支了。这就是分工的结果。
创新也是这样。学术界的创新和企业的创新差别越来越大。而企业的创新其实也在分化:小尺度的技术发明与大尺度、工程化的技术创新其实是不同的工作。从事大尺度创新时,必须具备工程思想、擅长工程管理和工程方法。事实上,项目尺度变化时,思维方式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经常举例子说:从总体上看(大尺度)阿波罗计划是伟大的创新,但从实现细节上看(小尺度),阿波罗计划用的技术都是成熟的。由此可见,普通的技术尺度和工程尺度在许多方面是有差异的。大尺度的创新往往强调复杂问题简单化,而小尺度的创新往往强调解决难题。试想,如果用专利的多少来考核阿波罗计划,可以吗?我们国家许多地方评奖,就是看专利啊!
在我国,很多人意识不到这种分工的变化。他们意识不到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职业、更意识不到从技术到工程的变化,以至于不少学院派的“工程院士”其实不懂工程。我也见过很多“大项目”失败,都是因为项目负责人缺乏工程思维。
回到前面的话题:创新有不确定性、工程强调计划性,两者到底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我发现:这种项目是有特点的。这种特点是:原理是清晰的、但细节是复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存在的,但却要知道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什么地方,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可评估的。关键的风险,不能落入预料之外。这些都是可计划的基础。
有人要问:如果这些基础不存在怎么办?答案是:不存在就不适合开展这样的工程项目。如果有人继续较真:如果问题非常重要,一定要开展怎么办?这就要进行分析研究工作,确定风险和不确定性问题在哪里、评估这些困难是不是可控的。这些都是前期的准备。直到能做出系统的计划出来,才能正式开展工作。前期的工作要到位,后面才能工程化实施。所以,前面花费的时间可能非常长。
我经常看到有些人缺乏工程思想。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具体表现就是盲目地开展项目。调研和分析工作做得非常粗糙,关键的需求和约束都没有管清楚,就匆匆开展项目。结果几乎肯定是一堆垃圾。这种事情,真的见多了。特别是那些顶着“大师”头衔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作为项目负责人,哪有时间仔细策划项目啊?
工程思维能力强的人几乎不可能在学院派专家的圈子里产生。因为这种人的优势在于系统思维能力,而学院派的研究往往讲究点上的突破。当然,善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容易转变成工程大师:因为这些人往往很优秀、学习能力强、智商高。但这需要进行专业训练和实践磨炼的。这就好比,身体素质好的人如果不进行专业训练,也无法成为顶级的马拉松选手。
在我国,许多正确的思想难以传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者群体拥有太大的话语权、压制了正确的声音。这种现象在科技界也很突出。比如,如果具体到某个人,你说工程院士不懂工程、你说人家的成果是垃圾,人家不和你急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