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思想止于清谈

昨天和海华、小侯年轻两位朋友聊了好很长时间。他俩分别从事光刻机和飞机的研制工作。他们的工作都非常优秀，可谓是科技界精英中的精英。我知道：有些话题只能在少数人之间才能讨论起来。于是，向二位抛出来一个话题：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喜欢研究科技发展趋势和方向，这些研究到底有没有用处？  

我发现：有人对科技战略研究得很深、甚至很透。但自己却没有做出多少成就。相反，许多企业家的成功符合历史趋势，但却往往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并不见得接触过相关的理论研究。比如，马化腾当年开发出QQ原型时，只是觉得有意思。他当时甚至想免费送给所在的公司，想要一台服务器。老尹当时是马化腾的直接领导，曾经替小马哥向老板申请，却领导被怼了回来。这反而让小马走向了创业的道路。从这件事上看，马化腾成功是有运气成分的。也就是说，历史趋势的研究者往往止步于清谈，而真正的成功者往往并没有在乎这些理论。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我突然想到方方女士的一句名言：“时代中一粒灰尘落到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山。” 人们或许可以把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得透，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被具体的困难所阻碍。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几乎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按我年轻时的理想，是考取北大物理或生物系，做个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如果我当年考取了，或许就能成为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为人类做出贡献。但考取北大物理系，对我来说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这样，我也就没有资格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现在的孩子们一个个被父母逼成“鸡娃”：许多父母也知道这对孩子不利，这样做只是为了能让孩子能有争取机会的资格。更一般的情况是：很多人的理想都受制于经济条件，为了生存而放弃了自己的理想；科学家因为申请不到经费，而放弃某些研究方向。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恩格斯在经济上的支持，马克思可能无法写成《资本论》。同样的道理，企业也因为找不到足够多合适的用户，而放弃某些市场。  

而很多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解决了“尘土大山”的问题。翻越“尘土大山”往往需要两个关键要素：1、发现一个可以翻越大山的“阶梯口”，2、在翻越的过程坚持下去，久久为功。  

发现跨越“尘土大山”的阶梯口，往往有许多偶然因素。其中一个偶然因素是：某人正好在某个方面有资源。这就好比，他本来就住在“阶梯”旁边，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如，从事特定的职业、接触特定的用户、遇到特定的“贵人”等等。不久前，儿子对我说：比尔盖茨没有上大学，却创立了微软。我对他说：你知道比尔盖茨的妈妈是IBM的董事吗？你知道他家里连着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而这样的家庭不超过50个吗？这是他比别人更容易“发现阶梯”、跨越“尘土大山”的条件之一。  

我发现：翻越“尘土大山”的两个关键因素，往往与技术本身没多大关系。技术水平高的未必能翻越，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未必不能首先翻越。关系最大的因素有两个：外在的条件、内在的性格。  

遇到合适的“楼梯口”往往具有偶然性，体现为机会。比如，正好遇到某件事情、某个人。但能否坚持下去、去跨越“尘土大山”，却与人的性格和经济条件很有关系。我们很早就发现：成功的企业家往往具备两个特点：1、思维灵活。遇到困难时能够不断调整方向、见招拆招。2、有韧性，遇到困难和挫折能够坚持下去。  

对企业来说，坚持下去的关键，往往是经济因素而非技术因素。  

93年，褚健老师创建了浙大中控研制DCS。我当时正好跟着副导师王老师夫妇做DCS。王老师做出的DCS在5、6年前就成功地用在了余姚化纤厂。我当时并没太把中控当回事。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中控早已是国内的翘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和褚老师说起这件事情来，我也是感慨万千。我想，中控的成功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两点：产品化和公司化运作。靠这两点，中控能从这个“楼梯口”逐渐走上去、久久为功。中控坚持30年是很不容易的：且不说褚老师自己遇到的麻烦，当时能养活公司里的人也够头疼的啊。  

在CAD领域，山大华天是家非常优秀的企业。但在30多年前，浙大就有了国家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实力比山大强。然而，为什么浙大没有山大华天这样的企业呢？在我看来，公司化运作仍然是关键。有了公司化运作，才能走向“久久为功”的阶梯。但对工业软件来说，公司化运作谈何容易？去年和山大华天的杨总聊天时，我关心的问题就是：华天当年是靠什么养活团队的。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市场较小，产品市场往往被国外先行者占据。能够生存下去是翻越“尘土大山”的基础，且很不容易了。  

我活了50多年，也遇到过一些机会，但却止于清谈、一事无成。反思这些事情，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跨越“尘土大山”的条件、勇气和韧性。  

我最得意的一个项目花了我12年的时间。我个人觉得，这本应该是能够在人类的科技史上留下个人痕迹的事情。但由于各种原因，专家们给我评了个三等奖。我接受不了这样的评价，最终选择了主动离职。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这或许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弱点：受不得委屈，就难以坚持。而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仍然能够坚持向前的人。  

最近人工智能很热。想起30年前的几件事情，可谓走在“尘土大山”的“阶梯门口”，但我却都离开了。  

大约20年前，有位老师（现在已经是院士）对我说：他最得意的成就是证明了某个结论。我听到之后，心里其实不以为然。30多年前刚读研究生时和某人争论，我就提出了他的这个问题，并给出了可行的证明思路。但当时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讨论完后觉得自己在争论过程中赢了，也就自然结束了。  

研究生毕业时，论文就研究了神经元网络。在我的论文中，讨论了样本数量和神经元结构。其实就是想证明一个观点：当时的数据量不够，神经元技术没有多大前途；即便数据量做够多，当时流行的网络结构也不行。于是，我给当时的神经网络研究“判了死 刑”，博士时换了一个专业。现在看来，当时非常准确地判断了当时的困难。神经元理论的突破，恰恰就是在大数据背景下，产生了深度学习理论。  

我94年读博士时，何亚平老师讲哲学。我当时主动举手发言，到黑板上画了一张图，想说一个道理：智能的本质是对概率的合理计算。同学们或许还记得这一幕：我跳上去的时候许多同学都笑了。我曾经把这个观点写成一篇文章，投到《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但被退稿后，也就没有再想这个问题。但现在看来，当时我抓住了智能的本质：ChatGPT的本质就是算概率啊！

现在回顾起来，当时的想法都是正确且超前的，但都止步于清谈。为什么止于清谈了呢？我想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原因：当时的数据和计算条件都有限。如果我当时一直坚持研究人工神经元，估计要坐十几年冷板凳。而且，由于条件相对较差，最早完成技术突破的一般也不会是我。这样，我个人的职称和收入都会不会理想，等待我的很可能是贫困潦倒。  

但有的是对重要性认识不足，比如那个问题证明。有的是信心不足，比如对概率的认识。我们认识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没有太大的把握，就会放弃思考。这就相当于在“尘土大山的阶梯口”徘徊了半天，最后还是离开了。  

信心和认识不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讨论的氛围和环境，个人的想法就无法持续深入下去，就从“尘土大山的阶梯口”溜走了。  

学术讨论的氛围和环境非常重要。  

我读研究生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计算机的底层逻辑。当时的很多师兄弟对这类问题很感兴趣。比如，我有个师兄叫邓志刚。有大约一年的时间，我俩经常讨论这类问题。回顾起来，这段时间是我技术水平进步最快的一段时间。但对于其他问题，就难以找到愿意深入讨论的朋友了。我对数字化的认识，同样得益于有几位高水平的朋友可以讨论，讨论那些多数人不明就里的思想。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一个问题研究得越深，可以讨论的人就越少。缺少讨论的人，一个人会彷徨、会犹豫、会怀疑自己，就会从“尘土大山”的“阶梯口”走开。这时，如果有人支持一下，情况就不一样了。  

20多年前，我开始对创新理论感兴趣，到了“和者盖寡”的地步。幸运的是：宝钢有几位欣赏我的领导。但后来仍然觉得有些孤独、彷徨。有地位很高的前辈甚至给我泼冷水。这时，我遇到了冶金部原总工程师殷瑞钰院士。殷瑞钰院士对我说：我70岁明白的道理，你30多就明白了，你应该把这些想法写成一本书。他的鼓励，让我从“尘土大山”上坚持走了20年。  

尼克松说过一句话：共同的进步才是真正的进步。共同的进步就会影响文化氛围和环境，也就容易产生真正的进步。相反，仅仅少数人明白往往难以做成大事。

武汉社科院的樊博士是我的老朋友。多年前，他推荐我一本书《增长的文化》。这本书我读过很多次（甚至买过两次），但都没有坚持下来。最近几天比较空，终于认真读了一下。得到了不少意外的收获，让我重新认识了培根、牛顿和文化。  

过去，我知道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但从来不理解他的贡献。读完以后才知道：培根的贡献在于对文化的影响，让人们意识到知识的价值。如果没有培根，就没有崇尚知识的文化，或许就没有牛顿；没有牛顿，也就没有现代科技。  

我意识到：我们现在也现在特别需要健康的科技文化。我最近看到一条消息，有七个大城市颁布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政策。看过之后，我就觉得有问题：背后潜伏的文化氛围是官僚和砖家的文化。这些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喜欢新概念、不求实、大而空。看完以后，我有些焦虑、甚至也有些愤怒。前些年，某研究院请了30位院士做“专家委员会委员”。在我看来，这个委员会基本上不会起多大作用。因为推动数字经济的关键往往不是科技问题、不是院士擅长的。这些现象的发生，其实都值得深入探讨。  

我现在已经“奔六”了，开始步入老年。在科技界，能干事的主要是年轻人。我自己不能干事了，也没有支持年轻人做事的资源。我经常困惑：这一辈子还能干点什么？今天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或许可以对科技文化有所影响。  

我们的科技文化需要转变。  

科技文化的转变，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国目前正从跟随走向创新，但科技的话语权却掌握在那些学院派专家手里。传统上，这些专家具有“信息优势”，起作用是把国外的信息和知识传送到国内；但是，在数字化时代、在创新时代，这种优势已经丧失了。于是，“信息优势”转化为“造词的习惯”。我在《知行》一书中，谈到了这种现象的历史合理性与当前的不合理性。这里就不多讲了。  

另外一个转变，我称之为“从微观化到复杂性的转变”。  

现代科学发展到电子、原子、分子层次、开始研究电磁波时，科学对技术的作用才开始大起来。换句话说，科学研究进入微观以后，技术往往就离不开现代科学了。然而，最近几十年，基础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慢了，甚至可以说“趋于停滞”了，新发现对技术发展的贡献已经越来越小了。但幸运的是：在这几十年里，计算机和互联网蓬勃发展起来了。信息通信技术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处理复杂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给“微观化”带来的机会在衰减，但与复杂性相关的机会（包括复杂性与微观化的结合）在增加。这就是“从微观到复杂性的转变”。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就符合这个趋势。  

“从微观到复杂性的转变”需要哲学层面的方法 论。我做评委时就有一种明显的感觉：思维方式有问题，就不会有好项目；反之，思维方式正确，项目一般不会太差。  

科技思想的混乱严重影响科技的发展。有个例子非常典型：  

大约十年前，某位院士高 官的项目获得某项国家大奖，引发了国内外的争议。两年前，我在清华遇到了一位老同学、也是目前我国科技界的著名学者，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讨论的过程，其实就是科技思想碰撞的过程。  

我对同学说：科技方面有两类工作：科学和技术。其中，科学的标准是发现新知识，技术的标准是解决实际问题。而科技项目可以分成四类：是科学也是技术、是科学不是技术、是技术不是科学、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这个获奖的项目既没有科学发现、也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属于“不是科学也不是技术”，凭什么得科技大奖呢？而这个项目能获大奖，充分说明我国科技界的思想混乱。  

与这个例子相反，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有很多新的机会，如知识的发现。但是，传统的科学标准会阻碍知识的发现，进而阻碍科技的进步。目前，这种现象表现为好的工作无法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与此同时，如果完全丢弃传统的标准，则会产生大量的伪科学。目前，这种现象表现为AI的、肤浅的滥用。为此，科技界需要思想认识上的提升，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回到文章的开头：仅仅个别人认识到这些问题是不够的。文化的改变才能带来新一轮的创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其实与16到18世纪的情况非常类似。当时的许多做法，值得现代人借鉴。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我们需要的、新的增长文化。  

在我的有生之年，如果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其实也就不算止于清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