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指挥系统对任务式指挥的冲击

DCS对分散决策分散执行的不利影响表现在：

1)信息并非越多越好，DCS有助于减少战场迷雾，但无法根除战争的不确定性，虚假的信息甚至会加剧战争的迷雾；

2)信息的高度集中助长了权力的相对集中，DCS将指挥中心变成信息流动的终点（信息仓库），而不是信息的集散点（分发枢纽）；

3)指挥员对完善信息的无止境的追求（施瓦兹科普夫综合症），会放大增强型DCS对决策过程的迟滞作用；

4)对DCS和复杂武器系统的高度依赖，容易使集中型组织和指挥体系变得更为僵化和脆弱。

DCS对给下属授权的不利影响表现在：

1)DCS减少了监控管理的成本，助长高层的过度控制（可精细到每一分钟）和微观管理（甚至干预下级的下级的活动）；

2)DCS逆转了上下级的信息不对称性，上级无所不知，下级变得谨小慎微，妨碍了下级的主动性和创新性；

3)DCS过分强调信息的丰裕度和及时性，加重了下层报送信息的负担，影响了信息质量和上下级的信任关系；

4)DCS对超长、复杂行动指令的支持，导致了指挥意图不清晰，上下级难以达成共识。

作者提出的三点建议是：

1)DCS是工具，指挥员应当是工具的主人而不是仆人，DCS不能决定如何指挥，任务式指挥的原则不能丢弃；

2)要根据实战环境检验DCS的效能，而不能局限于技术演示或试验的效果，要重视运用非正式、非结构化的沟通方式；

3)指挥员的命指令要力求简洁，这是实施任务式指挥的关键。

任务式指挥是一种广泛采用和流行的军事原则，特别是在整个西方军队，如加拿大、英国、美国和以色列，它强调任务型命令和分散执行，并与对指挥官意图的共同理解相一致。任务式指挥被视为一种永恒和持久的原则，通过赋予下级决策权和行动自由权，使军队能够迅速适应复杂不确定的作战环境。任务式指挥本身并不是一个指挥控制(C2)系统，而是一门指挥哲学，指导指挥控制应该如何做。

有趣的是，在冷战结束时，西方军队流行的任务式指挥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当时称为“国防转型正统观念”所掩盖，因为1990年代基于下列认识：信息时代的新兴技术创造了一场军事革命(RMA)。事实上，许多军事理论家和领导人当时时尚地认为，在广泛的通信、情报和监视系统支持下，战场数字化导致的“网络中心战”概念将给指挥官带来前所未有的战场感知，通过信息优势将有效地消除战争迷雾，能快速和轻易地夺取军事胜利。然而，从那以后，西方的军事冲突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揭穿了RMA正统性的真相，反而激发了回归到任务式指挥的原点，并在战斗磨练中为许多经历和经验所证明。

诚然，数字通信链路等新兴战场技术对于支持指挥控制系统以及成功实施行动至关重要，但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技术对指挥实践可能产生的潜在有害影响和偏离失真。本文具体研究数字指挥系统(DCS)对任务式指挥基本原则（分散执行和给下属授权）可能产生的偏离效应。此处DCS定义为在现代指挥系统中使用的技术手段，它基于数字通信和信息系统，如网络、计算机、服务器和应用软件，允许分散各地的部队使用数字通信链路即时地共享数字化信息，例如命令、情报产品。

本文分析的重点特别针对在陆地环境中的中层或战术级别，即旅、战斗队和分队，在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中的作战，采用任务式指挥哲学的基本理念是最合适的。本文利用因果关系框架研究DCS对任务式指挥原理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及其相关后果和副作用，特别是涉及任务式指挥原则所谓的优点和原理。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地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最近冲突案例分析的主要观察结果。本文认为，如果不能准确地理解DCS或不明智地使用DCS，则实际上可能会违背分散执行和为下属授权等任务式指挥的基本原则。

论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DCS对分散执行的影响，调查DCS如何实际上强化集权和集中式结构，并描述与DCS相关的信息病理（information pathology）。第二部分调查DCS对下属授权的影响，并采用更定性的方法来确认微观管理的因果关系，以及坚持采用DCS提供的正规方法对下属授权的影响。本文最后综合主要的论点，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本节将分析DCS对任务式指挥原则中分散执行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首先，回顾任务式指挥原则所主张的在作战环境中分散执行的基本原理和天生的优点。随后分析DCS如何促进集权和组织结构的中心化，表面上更广泛地通告决策结果，实际上加强了信息处理能力的集中控制。最后研究日益增强的技术依赖关系，可支持DCS将资源集中管理后的协同，还探讨了使用半独立单元带来的相关影响，这是任务式指挥所倡导的。

军事理论家马丁·范·克里维尔德在论著《战争的指挥》(该课题研究广受好评)中提到：说到底，指挥是应对战争不确定性的永恒努力(timeless Endeavour)。历史证据证实，在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作战环境中，分散执行——即在等级结构中将决策权下放到较低的层级——提供了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已证明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使独立和半独立的单元能够依据他们面临的环境谨慎行动并能适应这样的环境。

另一方面，克里维尔德认为，权力下放不过是高层司令部做出的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旨在为较低层级减少不确定性，同时增加他们自己层级的不确定性，这一认识基于如下事实：需要拥有最准确的信息用于决策的，正是那些在较低层级上与环境进行实际交互的单元。分散决策和执行在适应性和弹性方面确实有明显的优点，它能提高决策速度，超越于敌人的行动节奏，使部队能够更好地应对不确定环境。如前所述，这是以减少整体灵活性和组织高层的态势感知为代价的一种权衡。

克雷维尔德指出，除了权力下放以降低较低层级的不确定性外，对于寻求减少战争不确定性的指挥官来说，还有其他选择，包括增加部队的感知能力，收集更多关于态势方面的信息——例如，关于我们的对手、他们的意图、自身的力量、环境中其他要素等等。事实上，更多的信息能提高指挥官做出更明智和更佳决策的能力，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DCS宣称的能提供明显信息优势之所在，它通过技术手段支持指挥官，提高了整个部队即时收集、处理和共享战场信息的能力。这也是1990年代倡导的军事革命和国防转型的理由。但是，提高DCS支持的信息收集能力，以便减少不确定性和提高决策能力，同时也会鼓励权力集中，这与任务式指挥所主张的权力下放基本原则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首先有必要澄清这样一种观点，即增加信息将减少战争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只要战争依然存在，再多的信息也无法消除其不确定性。正如克劳塞维茨很久以前阐述的那样，战争本质的一个恒久特征是，“预测交战效果所需的精确知识是无法获得的。”巴里·瓦茨令人信服地指出，“在未来战争中摩擦和不确定性将继续存在，因为分散在作战空间中的信息难以获取，还有更重要的时间因素(瞬息多变)。”事实上，尽管在平时的训练或在计算机战争模拟中，DCS展示出强大吸引力和有效性，但在减少不确定性方面，暂时还没有“银弹”。

此外，从收集到的信息中确定实际有用的信息，即从噪声中分离信号，仍然是一大挑战。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许多战况情报是矛盾的；很多是假情报；大多数是不确定的消息。”战斗信息不仅基本上是短暂的，而且还容易出现错误和欺骗。虽然DCS支持多个梯队之间即时传输信息，但虚假信息也能跨梯队传播，这些信息还可能被DCS即时放大，实际上加剧了战争迷雾。正如艾伦·拜尔琴所描述的，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迷雾的真正含意是，“与其说是信息的稀缺，不如说是信息的扭曲和泛滥，导致了对实际情况认知的不确定性。”

现在讨论DCS对权力下放的不利影响，例如在处理DCS产生的战斗信息时，就要考虑这种不利影响的延续和积累。英国军事理论家吉姆·斯托尔准确地指出，“信息量随参与行动人数的平方而增长，而处理信息能力只能随人数线性增长。”这种信息病理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很明显，期间英国和美国战术司令部参谋人员规模比1991年的海湾战争增加了25%以上，以应对DCS产生的不断增加的信息。

这是一个自我恶化的循环，治疗方法比疾病本身更糟糕：更多的参谋产生更多的关系需要协调，进而产生更多的信息，需要更多的参谋来处理，以此类推。大型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促进信息更加集中，从而使决策的权力更加集中。合乎逻辑的结论应是，决策的权力应交给能最佳和最准确地了解情况的部门，他们拥有必要的手段，足以向分散的部队发出指挥控制指令。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分散执行的任务式指挥哲学，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被动手段应对如下事实：指挥官当时没有可用的技术手段发布指令和控制战斗中分散的部队（例如奥普战争中的普鲁士军队）。

DCS从两方面促进了权力集中。首先，提高信息收集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第二，向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提供手段，在战斗前和战斗中能全过程地指挥控制分散的部队，同时按需收集和发送最新的信息。因此，任务式指挥原则所提倡的权力分散的基本原理，在很大程度上被DCS的能力所颠覆，DCS提升了决策集中程度，使得较高层级能有效指挥和控制部队。

然而，正如军事理论家罗伯特·莱昂哈德在他的论著《信息时代的战争原则》中所指出的那样，实施决策的层级应该拥有最佳的和更多的知识，这才是合乎逻辑的。但应该指出的是，任务式指挥原理并不是针对每一种情况的灵丹妙药，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情况。如前所述，任务式指挥原则所推荐的是一种关于如何更好地处理不确定性的哲学思想，并假设与环境和对手直接打交道的下级部队比远离战场的高层司令部更适合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

但是，在高层司令部确实占有更多知识的情况下——例如低强度冲突或核威胁背景——那么实施权力分散的任务式指挥原则将是不利的。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情况是，DCS的设计宗旨应是实现部队的网络化，上下左右均能共享信息。但是正如军事理论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在分析1991年海湾战争指挥时所描述的那样，DCS仅支持信息向上流动，“指挥中心更多是作为信息仓库，而不是信息分发的枢纽”。

由DCS输入的信息，以及确实有望能提供的上佳信息，在决策过程中可能会起到制动器作用。尽管分散执行能在决策速度和相对的行动节奏方面比对手更胜一筹，但DCS实际上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一点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表现尤为明显，军事历史学家费里斯和汉德尔称其为施瓦兹科普夫综合症(Schwarzkopf syndrome)，他们对冲突中某些决策者的综合症描述如下：“渴望再多等片刻，再多读一份报告，不愿依据不完美的知识采取行动，因为现有的报告并不完美，等一段时间另一份报告可能会有完美的结论。”增强的DCS放大对决策的制动作用，使某些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认为，他们正在寻找的精确的信息就在附近，可能已经收集到，但还没有处理。

当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或何时才能掌握所需的所有事实，才能做出正式决策。DCS还能根据态势情况和对风险的容忍能力，为指挥官提供“瞬间集中”（sudden centralization）的手段以及大跨度控制技术。虽然DCS的技术依存性必然会产生紧耦合，但这种依存性能更好地支持各作战要素之间的协调。它鼓励集中或池化各部队的资源，以获得高效费比和整体灵活性。但这有悖于任务式指挥原则，即拥有资源和手段的独立的或半独立部队可以自主采取行动。事实上，如果需要更多的协调，并导致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信息处理以支持分散执行，则资源池化以节省成本的想法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分散执行的任务式指挥原则不仅是处理不确定性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减少了对DCS的技术依存性和过度依赖，因为在战时DCS肯定会过载或中断。这是在平时引入新技术所带来的永恒问题，平时理性和理论上的优势，以及在训练中的成功，确实证明了新技术的价值。但实际的战争经验胜过理论。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安德鲁·戈登在《游戏规则》一书对此有清晰的描述，他研究了在1916年日德兰战役中英国的指挥控制系统使用了最新改进的通信条令，但新的无线电技术从未在战争时期测试过，导致战争中无线电通信堵塞，给英国造成许多C2问题。与通信条令有关的这一结论今天仍然适用于现代DCS：“作战指挥官可能会发现自己丧失了在平时训练中可依赖的通信能力。”因此，对DCS的过度依赖可以成为现代武装力量的“阿喀琉斯之踵”，并能很容易地将集中型组织变成僵化和脆弱的组织。

然而有许多专家，如历史学家罗伯特·西蒂诺，不认同任务式指挥分散执行的原则仍然适用于当今时代高度复杂的武器系统和通信技术，“任务式指挥没有为真正独立作战的军事单元提供机会，如高移动的地面单元，战术空军和武装直升机等。”但是，这些新的复杂系统所引入的依赖关系，则是一种比疾病本身更有害的治疗方法。如果复杂的武器系统依赖于与精密传感器和GPS相连的DCS通信链路（在战争中它们肯定会被 干扰），复杂的武器系统有什么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作战单元具有独立或半独立的行动能力，并能与指挥官的总体意图保持一致。显然，任务式指挥的分散执行原则在许多战争情况下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本节的重点将转为更具主观性、人性化的任务式指挥原则之一——给下属授权的心理效果。首先描述为什么授权的概念在任务式指挥原则中如此重要和强大，包括与创造力和创新性有关的结论。然后是关于DCS会对给下属授权产生不利影响的争论，即使用DCS有可能导致微观管理和挫败下属的潜力。本节还分析讨论了DCS可能会取消非正式的通信手段，如定向通信和非结构化交互，这些手段对有效指挥、信任和创造力至关重要。

任务式指挥原则强调委托式授权和给下属授权，鼓励下属行使自己的判断力和主动性，允许部队在战场上抓住短暂的机会。艾坦·萨米尔在研究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军队内部整合与适应任务式指挥时，就观察到授权很难实现，这是由于人类的本性使然，指挥官很难放弃控制权，下属在没有接到指示的情况下很难采取行动。授权的心理学概念意味着“强化个人对其影响、改变和控制态势能力的信念。”此外，萨米尔还指出，授权与上级批准下属实施的行为高度相关，会导致皮格马里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即期望的事情自然会实现。例如，有些上级认为下属不值得信任，并经常监控他们的行为，以确认他们是否按照规定的标准完成任务，从而导致下属感到无能为力，压制了下属的主动性。反之亦然。

任务式指挥条令被视为基于上下级之间隐性信任的合同，合同约定上级信任下属“在面对意外情况时，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有能力明智地和创造性地实施行动”。信任还要求上级指挥官承担责任和风险。促使下属的行动保持一致的关键是上级的意图，它必须“以最简单和最清晰的方式来传达”。给下属授权带来的直接好处包括主动性和创新性，但需要建立信任，勇于承担风险和责任，传达指挥官意图时要简洁。

DCS最不利的影响也许是指挥官可能用来过度控制他们下属的行动，从而导致下属的主动性受到压制，相互信任遭到有害侵蚀。对最近冲突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06年黎巴嫩战争的案例研究，提供了这方面令人信服的证据。新引入的DCS，如美国陆军的蓝军跟踪(BFT)系统和以色列国防军(IDF)“铁穹”数字地面部队系统，被上级用来对下属实施微观管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管理到他们下属的下属行为。

托马斯·索尔斯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和英国军队的微观管理问题的研究尤其具有启发性。他分析了像美国陆军BFT这种战术级DCS是如 何帮助消除一些战争迷雾的，在历次战争中这些迷雾总是掩盖了上级对下属混乱活动的观察。事实上，在DCS之前，监视下属行动，如下属向高层报告态势或上级访问战场情况，是一件高成本的交互，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和减少了密切监视下属的机会。但是现代的DCS，如BFT，可以自动在网络上传输信息，从而实际上消除了下属和上级的交互成本（只需较少的技术配置）。因此DCS提供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手段，帮助减少上下级之间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

在许多情况下，上下级信息的不对称性实际上能被DCS逆转，其时，上级能比下级指挥官自身掌握更多有关下级（以及层次结构中更低层的下属的下属）的信息和感知。例如，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陆军的BFT就创建了一条数字鸿沟：所有的BFT系统都将信息发送给数字化的司令部(例如，旅和旅以上)，他们比基层部队的司令部自身拥有更多关于下属部队(例如营)的位置信息，因为这些低层指挥中心缺乏数字通信手段。

这不仅造成了处于数字鸿沟劣势方的低层指挥官的沮丧，而且在高层司令部造成了一种反常的无所不知感，扼杀了下属的主动性。例如，一名驻伊拉克的美陆军军官描述了这种情况，即他的小分队正在部署一个检查站，而附近的一支部队刚刚遭到袭击，正在请求支援。当检查站的成员开始撤离时，比他们高三层的上级司令部打电话来质问为什么要撤离这些士兵，随后命令他们留在原地。这种情况导致了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马蒂斯所说的类似于“妈妈，我可以吗？”的胆怯，部队知道自己的行为已被监视，未经许可不得轻举妄动。这种情况符合众所周知的“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即个体在意识到自己被观察时会刻意改变他们的一些行为。

除了强化微观管理外，DCS还会削弱对下属的 授权和信任，它向低层司令部洪泛太多的信息和信息请求，而低层司令部只有少量参谋，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给机器“喂送”信息，从中他们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只是为了满足高层司令部的信息需求。这往往会导致上送的信息不准确，而得到的回报是信息的即时性而不是真实性，这会进一步损坏上下层之间的信任。这在每天战斗的定期报告和汇报中尤其明显。

例如，在伊拉克作战的美军低层战术分队会按高层司令部的要求，每天提交一份PPT短片，演示他们的巡逻和活动，这些分队通常只有一两台计算机能产生数据，这样做不仅会导致下属倍感沮丧，也降低了他们自我规划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这种机械式的信息上报要求对战术单元没有任何价值，只能听任高层司令部的摆布，即使是他们的直接上司也无法减少高层司令部强加的需求。同样的逻辑适用于通过DCS沿信息链向下属推送各种已有和可用的信息，遵循原先的通信规则，“要扩大带宽以满足容量需求”，“通信容量的定义往往取决于有多少高层终端需要传输信息，而不是有多少低层终端能方便地接收信息。”

同样地，DCS与无线电、电话或面对面等短暂通信手段不同，它的长久性和可录制的性能进一步加剧了高层司令部的避险心理，因此它们被迫借助DCS将尽可能多的信息下载到下属的作战单元，以避免日后因为没有发送关键信息而受到指责。

DCS还会助长那些历来依赖它的指挥官忽视其他独立的信息收集手段,因为借助DCS传递信息和报告似乎很容易。但是，仅仅依赖于DCS指挥链的逐级上报信息必然意味着信息的丢失，因为指挥链中的每一级在信息上送前都会对报文进行汇总和某种程度的加工，这不仅影响了态势理解，而且迟滞了信息的及时性。正如克里尔德观察到的，指挥官应当用定向信道来满足他们的特定信息需求，即使用他们自己的独立通信手段，以更好地提炼和通告他们的态势理解。它不仅可减少对下属部队施加的额外报告负担，不至于破坏信任和授权，而且还会使高层有更精准的态势理解和更明智的指令。

业已证明，DCS有助于增加行动指令的长度和复杂性，导致对任务目标和指挥官意图的理解不清楚。例如，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英军的规划人员定期发布的指令长达100多页，表述的使命任务和指挥官的意图并不清晰，并且在发布指令时也经常受各种事件的影响。在2006年黎巴嫩战争期间，以色列国防军的命令中也发现了同样复杂的语言，士兵们不清楚他们分配任务的目的（意图）。

DCS在两种方面导致了这个问题。首先，DCS允许几乎无限长的书面指令向分散的部队瞬间发送。如果像使用复写纸或油印蜡纸等非数字手段用手工方式向下属部队发送命令，在减少指令长度、复杂性和及时性方面，就不再需要实行强制措施了。第二，在行动过程中，DCS控制部队时空同步的能力导致了过度复杂的命令，规划人员试图利用DCS工具在行动过程中追求效果的同步，对自己属下的部队过度控制甚至到每一分钟的细节，而不是关注敌人的动态；这显然违反了任务式指挥原则。

DCS妨碍了下属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非正式和非结构化的沟通方法，而这对创造性思维至关重要。通过数字连接的上下级更有可能减少面对面的交互，例如，取消了司令部之间交换联络官的制度，转而支持DCS提供的更具成本效益、看似足够正规的方法。这种信息交换的机械过程提供了精度、标准化和简洁性等方面的好处，但与非正式的沟通方法相比，它们很容易中断，并降低了灵活性。事实上，正如克里费德所观察到的，非结构化交互方式与DCS都应保留，它不仅支持给下属授权，促进指挥官和下属之间的信任，而且有提高正式DCS通信质量和减少其数量的边际效用。这在现代作战中尤其重要，因为出于部队防护的需要，部队的部署越来越分散，因此上下级司令部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分离的。仅有DCS是不够的。

DCS还可能导致上下级之间对态势的理解不充分，因为他们过分依赖难以准确反映环境真实情况的数字工具。例如，数字地图可能描绘最近知道的敌人部署、实时跟踪的我军位置以及其他数据，如后勤方面指数，但数字地图根本不能准确地描述战争中定性的人的因素，这对态势理解至关重要。事实上，将指挥官对环境的解释与其下属解释相结合的辩证演练，构成了任务式指挥倡导者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流行的指挥和反馈过程的基础。

DCS作战管理工具，如美国陆军未来指挥所(CPOF)或加拿大陆军的战斗视图指挥系统，其危险之处在于指挥官可能会错误地将屏幕上描述的数字场景与真实现场混为一谈，建立的系统依赖关系是脆弱的，在战争条件下系统肯定会过载或中断。这些系统还增进了麦克纳马拉谬误，即决策是基于数字战斗管理系统中可以定量观察和量化的各类事件，而不是专注于需要定性评估的实际问题。

相反，许多人认为，在任务式指挥中，DCS不仅能更好地支持给下属授权，还能委托其控制权，但是，正如英国军事理论家吉姆·斯托尔所说，DCS和信息时代所创造的条件，将迎来任务式指挥的“复活”，由于它提高了部队自我同步能力，提高了对指挥官意图的共同理解。但是，像任何其他技术一样，DCS不是智能体，它只是一种工具，其性能和效果取决于使用它的人。正像其他工具一样，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塑造用户，并可能最终造成不利的影响。事实上，指挥官显然不能忽视在有效指挥战争中人的因素，比如非结构化的面对面的交互，这对于给下属授权和培养信任至关重要，DCS永远无法取代。

本文认为，如果没有充分理解或明智使用数字指挥系统(DCS)的话，它可能会对任务式指挥的主要原则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并有效地削弱了其实践价值。这些影响与两个主要观点有关。首先，DCS促进了基于感知能力的权力集中，指挥官在作战期间通过DCS可有效地指挥和控制其部队；CDS日益增加的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建立了集中式的指挥中心，成为信息仓库而不是信息分发的枢纽。第二个主要影响是损害了下属的授权和主动性，此时DCS被用来强化微观管理，在下属中创造了高层无所不知的错觉，扼杀了下属的主动性。还有人认为，DCS有可能取代非正式的通信手段，如定向信道和非结构化的交互方式，而这些手段对于指挥官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提高对态势的共同理解，提高创造力和思想创新，以及进一步巩固上下级之间的信任。

对DCS的使用提出三个建议。首先，必须将DCS视为服务于指挥和指挥系统的工具。军事案例研究经常观察到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成了这些技术工具的仆人，技术工具最终决定了指挥风格。战争史表明，像DCS这样的技术永远不能也不应该决定如何实施指挥。其次，DCS应该在类似战争的条件下进行严格的测试，指挥官应该为他们的指挥系统制定替代计划，以弥补DCS可用性的不足。过分依赖DCS很可能被敌军视为一种弱点，他们会迅速寻求利用这一点。最后，指挥官应该记住，虽然DCS鼓励信息共享，但通常情况下，在命令或指令中没有包含的内容反倒是至关重要的。

少通常就是多。指令的简洁性是有效实施任务式指挥的关键环节，而长篇大论和不顾风险的规划人员经常违反这一原则。指挥官可以规定画框的尺寸，但如何用画笔作画应由下属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