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文化的力量：读《数据之巅》有感

    最近读了涂子沛先生的《数据之巅》感慨良多，颇有不吐不快的感觉。涂先生作为将“大数据”概念引入中国的学者，其认识的深刻程度自然非同一般。而种深刻表现在对历史大背景的理解上。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的故事。

  “如果按照我倡导的原则去做，你们就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五年以内，日本产品将占领整个国际市场。” 60多年前，质量管理之父戴明给日本企业家这样的承诺。那时的日本产品，还是以“劣质”而闻名。所有人都将信将疑。但事实却是：仅仅用了四年，日本的优质产品开始占领世界。

戴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当时的日本刚刚战败，多数人吃不饱肚子。戴明见到的却是整洁的街道、守纪律的国民。戴明教给日本人的招数，是用数据统计的办法管理质量；这种方法与日本民族做事认真、遵守纪律、一丝不苟的民族文化是吻合的。此后的20多年，日本制造一路走高，靠质量实现了“逆袭”、超越了美国。

这段时间，美国制造业又在做什么呢？二战以后，各国百废待兴，美国本土没有经历战争的破坏。在很长的时间里，美国产品供不应求，成为世界各国的“抢手货”：生意好做了，对质量的重视程度也就不够了，从而为日本的赶超提供了机会。直到日本人打到“家门口”，美国人才如梦方醒。美国人惊奇地发现：这位“墙内开花墙外香”、对日本制造有巨大贡献的戴明，居然居住在距离白宫不到六英里的地方。

戴明和他的方法来自于美国。美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方法呢？恐怕这也与其文化有关：美国是个讲究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凡事要争论、要讲道理。争论要有是非曲直、最终要“用数据说话”。但是，人们也意识到：数据不仅“会说话”，也会“说大话”、“说谎话”。所以，用数据说话，必须讲究科学。这样看来，戴明来自美国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戴明的质量管理方法早已传到了中国。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难以摆脱“低质”、“山寨”的帽子、甚至有愈演愈烈的可能。由此可见：我们缺少的不是方法，而是深层次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接近40年高速发展的历史。在这段时期，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所谓“物美价廉”，往往是更重视成本。在保GDP、保就业的背景下，假冒伪劣产品受到了纵容，以至于市场出现了逆向淘汰。于是，原本信奉质量第一的企业被迫做出改变、搞质量的人被边缘化了、企业质量意识就这样淡薄了。

轻视质量还有很多间接的危害。例如，提高质量往往是创新最重要的直接目标之一。离开质量谈创新，就失去了落地的基础。中国科技界的很多问题与此有关：高校的技术创新往往脱离实际、产学研往往难以结合。可以说，离开高质量的追求，中国制造就缺少了脊梁骨。

我们在追求先进理念的时候，一般不会落后。我们常常听到“用数据说话”的提法。但遗憾的是：现实中，却常常变味，令人啼笑皆非。

究其原因，人们常常不重视数据的本身质量和分析方法的质量。《数据之巅》曾提到：美国人多次为了数据吵得不可开交，从而推动了相关的立法、提高了数据分析的合理性。事实上，只有可靠的数据加上可靠的分析方法，数据才能说出有用的实话。

然而，我们见到的许多数据却是骗人的。例如：据说，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的潜规则是七亿元的效益。如果数据都是准确的，单纯获奖项目获得的效益，就超过了很多地区的GDP增量。然而，尽管浮夸的数据如此明显，却长期得不到纠正。这使得科技界浮夸的歪风越来越盛，牛皮越来越大而实效却越来越少。再如，评奖、评职称都用专利、论文的数量衡量——其实，即便在重视数字的美国，也不主张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往往会让科技工作者急功近利，而不愿意去从事真正有价值的创新。不恰当的数字化将很多激励变成了负激励。

还有很多地方，数字化的规则制定得明显不合理。例如，某企业计算某产品的效益时，要把生产设备的折旧算摊上去——这样的规定看似有道理，却导致了昂贵设备白白的闲置，从而造成了更大的浪费：没有人愿意用这台设备生产产品、宁可让它闲置不用。所以，劣质的数字、劣质的数字化方法，不但不能促进企业的进步和质量的提高，反而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我们再看看更深层的原因。人们明明知道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存在，为什么却能长期持续存在？道理很简单：在这些地方，“用数据说话”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便于交差、便于表功、体现水平的形式。他们并不关心“用数据说话”的目的和最终结果。从本质上说，这种做法不是重视数据，只是用数据做掩饰；不是喜欢“真龙”，而是“叶公好龙”。

中国制造业要振兴，必须从提升质量开始；关注质量，必须从关注数据和分析方法本身的“质量”开始。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个踏实做事、实事求是的文化氛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好的方法必须与文化相匹配。离开良好的文化土壤，再好的办法也无法发挥实效、也会变味。中国制造业的振兴，根子上还是要关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