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和做的方法论之争

 “想好了再做”、“做起来再说”，哪个观点正确？ 

其实，所有格言都有矛盾的对偶；格言本身并没有对错，对错在于把格言用在什么场合。在笔者看来，强调先“想”是工程思维、强调先“做”是技术思维。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三峡大坝、宝钢建设是典型的工程项目，一旦失败损失巨大，决策者确实应该想好了再做。而多数的发明创造，做起来有实质性推进，应该做起来再说：“想”是有成本的、至少会耽误时间。所以，两种思维的本质差异是问题的尺度不同：前者针对大尺度的问题，后者针对小尺度的问题。  

其实，“先做”和“先想”都是相对的——事做之前一定会想的，而完全想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两种观点的差别是要想清楚到什么程度。  

很多创新工作其实事先根本想不清楚，好的结果往往是在反复的尝试、完善中产生。做的过程中，可以促进深入思考。所以，这时候“做”就是为“想”创造条件。  

阿波罗计划等工程项目本身就是伟大的创新，当然也有想不清楚的地方、也要经历试验甚至失败。但是，对于这样的项目，“风险在哪里、有多大”必须想清楚，尽量规避风险、让失败的可能性尽可能小。有个故事很说明问题：中国航天项目的组装过程中，有根头发落入飞船。为此，组装立刻停止，相关人员讨论了三天、确认不会产生风险后，才继续组装。  

大的工程项目为什么能“想清楚”呢？这里有两种原因：首先是大的工程项目往往尽量避免局部创新、跨度太大的创新，从而把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其次，这些负责“想”的人，都是有丰富的“做”事经验的。而且，也常常为了“想”清楚，也会“做”些验证性的工作。  

大的工程项目都要有一个前期的策划阶段。这就是想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本质是“想”。但这种“想”本身就是“做”。 华为的研发采用IPD的模式，其实就是把工程项目的方法引入引发。IPD项目的前期就需要很多时间来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