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要做一根精度为0.01毫米的测试线。由于精度要求太高,各家工厂都做不出。苹果只好自己来做。苹果的办法是:先做2000根线,从中挑出了两根合格的。
这个故事让我感慨颇深:困难的创新往往就要用笨办法。“笨办法”之所以管用,是因为聪明人往往想不到。
20年前,我刚来宝钢,公司领导派我去参加连铸模型(模型也就是现在说的CPS)的攻关。这个模型从日本引进十多年,国内一直没有用好。当时我觉得:建模本身并不难,日本人没做好的原因是当时的计算机性能不高。现在条件不同了,完全可以换一种思路。但是,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我总有点吃不准啊!万一影响生产我可担当不起。于是,我想出了两个笨办法来解决问题:
1、认真编程序。检查10遍后没发现任何问题,再进行编译。
2、编写一个测试软件平台,模拟生产过程,测试算法。
这个程序大约3000行,一次性投运成功。从第一次编译到大生产顺利投运,除了调试控制参数,总共改了11个地方,其中一个还是缺少接口说明引起了。而这个程序的市场价,是百万级别的。
更笨的一个办法,是2002年开始的。那是,我着手做一个叫做“热轧带钢力学性能预报”的项目。这个项目的想法是60年前外国人提出的,国内外多个顶尖团队做过研究、但都是铩羽而归。这个问题,我从2002年做到2013年,先后花了12年,自我评价为站在了世界的顶端、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件事背后,也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条件是宝钢前辈在上个世纪就建立了完整的数据仓库,让我拥有了数以百万计的、完整的数据集 合。这是别人几乎都不具备的条件。主观方面是:我用了一个笨办法。
别人做这个项目,往往是用若干自变量(一般是几十个)一起拿来建模。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指望最终能找到一个好的算法,训练出好的模型、一次性解决问题。但这种思路总会遇到“音障”:模型达到一定精度后就无法提高了、进展也就停止了。
我们接手这个项目时,采取了一个笨办法:先把一个要素拿出来,单独研究它的作用;基本研究清楚后,再研究另外一个变量的作用、接着研究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并对前面的研究进行一轮矫正。按照这个思路,新的变量不断加入、直至把几十个要素一一加入。这样,就把一个困难的大问题分解成成百上千个小问题。事实上,即便是每个小问题,也常常要花几个礼拜、几个月、若干轮的研究。最后,花了十二年的时间,把各个变量的作用搞清楚了。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最近我感觉,要把智能制造搞好,可能也要敢于用“笨办法”,在知识管理上花大功夫。我设想,可能要有三个团队(知识提出团队、整理团队和数字化团队)花几天时间去整理一条知识。更要花笨办法、大力气去确定知识的架构、知识的平台,以便于知识的使用和PDCA。笨办法花的时间多、耗费精力大。但是,只要知识得到一次有效的重用,就会取得几十倍的收益。虽然这种“收益”有不确定性,但我们的创新真的来到了一个需要拥抱不确定性的时代。
我特别欣赏曹操在煮酒论英雄上的一段段话:袁绍“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真正干大事的人,要敢于用“笨办法”、舍得花“大功夫”。
科技靠实力还是靠技巧。我认为,首先是靠实力。实力怎么来的?实力是靠笨办法堆起来的!武术界有句话:“练武不练功,到老一场空。” 总是躲着笨办法,可能就是“练武不练功”、就容易成为花架子。靠花架子振兴制造业,那才是笑话呢。
最近,国家领导人和媒体常常提到“工匠精神”。按照我的理解,很多工匠就是靠笨办法把事情做到极致的。提倡工匠精神是对的,但是每次谈到这个话题我就生气:中国人缺乏工匠精神因为缺乏培育工匠精神的土壤,好的工匠活不下去!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些成分、让人们总想着投机取巧。就像三国中描述的赤壁大战,总是盼着找到“借东风”这种“奇技淫巧”,而不是去做“万事俱备”这种脚踏实地的事。表现在科技上就是:评价科技工作时,专家和管理者总是问:有什么专利?有什么发明?用了什么先进方法?靠“笨办法”取得的成果,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承认。
在我看来,而专家和管理者之所以持有这些观点,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没干过多少真正创新的东西、成果是包装出来的、模仿出来的、偷学来的,骨子里就觉得“东风”重要。但这些牛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团体,绑架了科技界。
中国科技界的聪明人是那些善于搞指标、会包装的人。“透明计算”这种垃圾居然可以包成“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就是典型案例。当的官越大,包装能力计越强、可包装的东西就越多,就越容易成为大师、也就越容易祸害国家、败坏创新文化。国家和企业设立的许多科技奖,现实中往往成了鼓励投机取巧、鼓励做官的东西。这种现象不改,中国科技也没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