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技术的软肋

     人们往往喜欢先进技术。但是，先进技术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软肋。认识创新的软肋很重要：盲目迷信先进技术，往往要吃亏；苛求先进技术，往往也就没有先进技术、阻碍技术创新。

年前，和几位来自外企的年轻朋友在一起吃饭。他们都提到一个问题：不愿意卖公司刚开发的产品：问题多、麻烦多，还容易得罪用户。这其实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新产品一般要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改进问题，性能和质量才能逐步提高。  

我一直想：好的技术创新人员，应该尽量事先预料到技术可能遇到的问题。但我也深深地知道，完全预料到是不可能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十年前听说的一个例子：某家钢厂的钢板有表面缺陷、后来查到是钢坯带来的；钢坯上的缺陷是辊子划伤的；辊子划伤的原因是启动速度太快；仅仅启动速度快并不能划伤钢坯，另一原因是辊子恰好弯了；辊子弯曲的原因是钢坯厚度大大超出原设计、把它压弯了。最终的改进办法就是降低辊子的启动速度.......我想，如果我最初负责控制系统设计，无论如何是想不到要把启动速度降下来的。所以，思维的能力有限，必须要实践来修正。  

所以，技术的成熟往往是需要时间、需要实践的。20多年前，某物理学领域的科学院士认为磁悬浮是成熟技术、京沪高铁应该用磁悬浮——但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商业化运营的磁悬浮列车。就是不懂这个道理。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在科技界有话语权和资源调配权的专家和领导，不知道这个道理。

先进技术难免会有各种毛病。所以，最先一批的用户是非常重要的。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参与了技术的研发、是承担风险的、是做出贡献的。宝钢颁发科技奖时，用户往往也是获奖者，这是有道理的。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多数用户不愿意尝试新技术。一般来说，越是有水平的用户往往能把握新技术的优点和弱点，越是容易把技术用好。反之，水平差的用户希望得到的是没有任何缺点的、傻瓜都能用好的技术，就会对技术过于苛求。所以，新技术的成熟，好的用户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先进技术的研制往往特别的难。难就难在先进技术往往是在市场和技术条件不怎么成熟的前提下开始的，需要自己创造条件、或者等待外部条件的成熟。比如，马云策划淘 宝的时候，浙大互联网的上网速度只有每秒100个字节；卡尔.本兹发明汽车的时候，他用的内燃机只发明了两年。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如果等到条件成熟了，别人老早就做好了，哪有你成功的机会呢？  

技术和市场不成熟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技术成熟的周期长、赚钱来得慢。通用汽车的前总裁斯隆在他的《我在通用的岁月》一书中，花了大量篇幅描述铜冷发动机的研发失败过程（因为文字太长，彼得.德鲁克还提出了批评）。斯隆花这么大的篇幅写这件事，只是想说明：研发管理是企业中最困难的事情——不确定性太多、风险太大。

我们知道：很多重大的创新往往是从服务高端用户开始的。高端客户对成本的敏感度低，只要是技术成功，就可以承受高的价格。所以，先进技术往往是服务于军事、航天、航空、富人、高端企业的。最近老大牵头搞军民融合，大概就是看中军民融合能够促进我国技术创新。  

从高端客户开始，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先进技术的市场往往特别小、开拓市场的难度特别大。所以，高端技术未必是赚钱的技术。所以，用钱来衡量技术水平，也是有问题的。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先进技术有很多的软肋：技术不容易成熟、研发周期长、投资回报时间长、市场小等等。事实上，技术创新的人或企业本身并不一定赚多少钱，技术创新的价值往往体现在扩散的过程中，也就是所谓的模仿、跟随、山寨的过程中。 其实，如果创新都能赚钱，国家就没有必要鼓励创新了：企业家都不傻，赚钱的事谁不干啊、要你鼓励干什么呢？  

真正的创新有这么多的软肋。但是，对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来说：最难受的还不在技术本身，而是在中国的科技评价制度。国家鼓励创新，总要找到评价创新的方法。然而，这些方法却有太多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往往以论文、专利等作为主要评价指标。这些指标的荒唐之处很多。比如，论文、专利强调新颖性，而技术首先是实用性。在深层次上两者是矛盾的。再如，技术和论文、专利之间的关系是可以鱼目混珠的。有院士公开宣称，其团队的成功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写论文，又搞技术。现实却是：团队里有两批人，有的搞理论、有的搞技术。完全无关。事实上，科技界喜欢用论文和专利评价指标——这两个指标其实是和创新风险无关的啊！  

后来，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听人说，按照潜规则，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的效益指标是七个亿——如果这些指标都是真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就被这些报奖项目包了。且不说效益的真假，即便是真的效益，也往往是工程、投资、跟随模仿项目带来的效益，而不是真正的创新效益。这些衡量指标看似合理，其实是叶公好龙——鼓励的不是真正的创新。

 科技成果的衡量，是为了正确的导向。如果导向出了大问题，还不如让它自由发展。去年，我和许小年先生讲：国家创新投入的边际效益可能为负：投入越多，对创新的负面作用越大——把资源用在会包装的人身上、反而让大家没有心思用来搞真正的创新、让科技界的风气越来越差。  

我和王元先生

我明白，国家对推进创新很重视。但是，越要重视，越要是要遵科技发展的规律、越是要反对拔苗助长。几年前，我担任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的副理事长时，和著名数学家王元先生一起开会。王先生说：科技搞得好的人，都是不出名的人、年轻人。但这些人现在的生存都是问题。解决这些人的生存问题，让他们能够安心地从事科技活动，比给钱奖励、拉拢大佬们，要重要得多！王元先生的观点，主要针对科学研究。但对于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同样适用。中国技术创新搞得好的那一天，一定是人们不再急功近利的那一天、是让“好学者”搞科研、而不是“好钱者”、“好官者”搞科研的那一天。而政府不恰当的投入，可能会让这一天来得更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