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创新的影响：您知道有多大吗？

马云讲过一个故事：有位官员见了他，就大谈自己管理企业的经验，似乎比他还会当老板。当了官什么都懂，是社会普遍诟病的问题。但今天我要说的是：这种现象背后，也有“合理”的成分。

中国科技界有三个长期困扰的问题：1、政府层面：政企不分，政府喜欢越位做企业家、专家的事情。 2、高校里面：行政化色彩重，人人要当官，教师难以安心教学科研。3、企业里面：行政权力大、科技人员没话语权。这三个问题本质是一样的：行政力压制专业人士，教练员或者裁判员充当运动员。这样的“运动员”要花很多时间做非专业的事情，对专业水平的成长有不利影响，不利于产生一流的“运动员”。在世界科技竞争空前激烈的情况下，缺乏一流“运动员”肯定是不行的。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现象背后，合理性何在呢？  

 20年前，我刚到宝钢工作时发现：部门行政领导的水平，比技术人员水平高：见识比技术人员多、脑子比技术人员清楚。在这样的前提下，话语权当然就在行政人员的手中。其实，在官场和高校，话语权也和人的能力有很大关系。  

平心而论，有些官员的水平确实很高。能力和见识比很多学者高、视野比很多企业家大。让他们指导学者和企业家，也并不为过。高校的情况也是类似的：高校里面的校长、院长、院士，原来几乎都是科研的牛人。是牛人、又是行政领导，自然话语权更大。有些人强调“教授治校”。其实是个伪命题：牛人们也都是教授，而退休以后的牛人即便不做官，也会对学校有很大的影响力。所谓“教授治校”，其是不要让牛的教授都抢着做官。  

所以，现象背后的原因是：牛人们往往跑到行政岗位上。毋庸置疑，这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是有关的。能力强的人喜欢当官。久而久之，行政这条线成了真正的人才高地。

 去年上海有个报道：有5位局级干部辞职下海。其中，恰好有3个和我多少有点交集。还有位朋友前几年辞职下海做了民间智库。我发现：这几位的共同特点就是，能力特别牛。即便放下铁饭碗，也很容易混饭吃。前几天，我和智库的朋友开玩笑：“为什么民间智库发展不顺利呢？因为政府自己承担了智库的作用；为什么政府自己承担智库作用呢？ 因为人才大量在政府。敢于自己出来办民间智库的，都是特别牛的人。但像您这样特别牛的人，实在太少了。”这是玩笑话，也是真心话。

所以，除了传统观念外，还有很重要的现实原因：官场比较容易谋生、比较容易受到尊重；而官场之外则要艰辛得多，时刻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莫说尊严，生存的压力也也更大。不久前，某地几百亩土地上的几百家企业，一夜之间被勒令关门，普遍面临生存存亡的威胁。这些企业中，有很多是本地信誉良好的上市公司。原因是与土地性质有关的历史遗留问题，被上级突击检查发现了。这个例子说明：体制外的生存，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太多。而不确定因素多了，人们就更与愿意留在体制内生存。

这样，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不能让行政这些线的吸引力独大，应该让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吸引力趋于平衡。这时，人才的分布也就容易平衡。前面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其实，人才分布的均匀性，对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有些岗位人才过剩、有些岗位人才严重不足。这样就是对人才的严重浪费。而人才的相对均匀分布，才能促进人才对社会贡献的最大化。在我国，技术类学校的录取分数比本科低50分，金融类专业的录取线显著高于多数理、工、文、医专业。这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造业大国，是因为工匠很受社会尊重。美国人有创新精神，与民众推崇企业家有关。英国人注重科学研究，也与其文化传统相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学而优则仕”、“唯有读书高”的观念，确实是有害的。最近有个小说《张之洞》，借洋人之口说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的脑子，都用在怎么琢磨人、怎么当官上了，而英国人则把精力用在了科学和技术上了。后来，当清朝意识到：国家要强大，需要废除科举制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很早之前我们就听说：“平等”、“自由”、“尊严”对现代社会发展是很重要的。现在看来，只有实现了不同行业和岗位的“平等”、“自由”、“尊严”，人们才会更多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让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人才的分布才能均衡、也才能促进社会的创新发展。

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玉良说过一个故事：有个美国女孩的成绩可以读哈佛，她却选择了一所培养厨师的学校。原因是她喜欢做厨师。而美国人觉得这很正常。如果某一天，中国人也认可这样的女孩，我们的创新能力大概也就会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