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对等与创新人才的嬗变

    《孙子兵法》上讲，“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史记《信陵君窃符救赵》中也提到：“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以利国家”。 这些观点的背后，有更一般的道理：“信息占优”才能做出更科学的决策。在军事斗争中，一线的将领是“信息占优”的，应该拥有更大的决策权。而这个原则不仅适合军事，还适合所有博弈过程，比如创新。

传统上，中国的科技政策往往依赖于老专家、老领导。其本质原因也在于这些人的“信息占优”。对此，我常讲一个故事：

   建国之初，中国过程控制领域奠基人周春晖先生回国。那时，我国从苏联引进一台PID控制器。周先生帮他们用好，并为此获得了很大的声望。原因之一是：当时国内科技太落后，几乎无人会用这个东西。周先生当时具有极大的信息优势。建国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初，高级知识分子的信息优势长期存在。此后，经常出国参观的领导和专家，开始具备了信息优势。所以，人们喜欢听留学专家的话、喜欢听领导的话，因为这些人有见识。

创新是个博弈过程，博弈过程瞬息万变，信息优势很重要。如果只靠从外面看到的二手信息、听来的三手信息做决策，往往已经来不及了。创新过程往往适合经济学上的“合成悖论”：如果少数人掌握的有效方法被多数人掌握，这个方法就会失效。当我们的信息来自于二手、三手信息的时候，看到这些信息的人就已经很多了。当你意识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机会可能已经被人抢走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官员和专家的传统信息优势已经越来越不显著了。随着微 信时代的到来，这种优势开始变得微乎其微。于是，人们发现：专家的话好像不对了、政府的导向好像有问题了。其实，专家还是原来的专家、领导还是原来的领导；改变的是信息的传播方式。这样，过去成功的思路在新时代成了刻舟求剑的笑话。这样看来，国家“千人计划”和高层知识分子受到多方诟病，也就成了自然的事情。

    在新的时代下，要建立适合时代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应该来自于实践和独立思考的一手信息：因为一手信息才能避免“合成悖论”。过去那些仅靠参观和广泛阅读获得地位的专家，会被善于实践、善于思考的专家所代替。一线的专家，就会像“在外”的将军，应该有更多的话语权、受到更多的尊重。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创新时代才能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