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创新二十年：我的从业纪念日有感

 对我来说，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97年7月13日，我从浙大工控所博士毕业，到宝钢技术中心报到。一转眼，20年过去了。  

我的父母都是老师，我就出生在学校里。直到20年前，年近30岁的我才真正离开学校这个环境。那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困惑和不安。

20年前，博士到企业来的很少。以至于在浙大的朋友们以为我是为了高薪才来的：听说宝钢给你6000块钱的月薪？6000块钱的月薪是真的——但却是另一家电信研究所开的。但这也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一家小企业，开出的月薪是1万。因为企业老板对我知根知底。其实，宝钢给我开出的月薪是2500块。我本来要先回家再来报到。老领导让我早点来：15日之前报到，可以多拿半个月的工资。  

 为什么来宝钢呢？因为我在大学里学了拿了三个专业的学位，学了七、八个专业的课程，我渴望能够找到一个发挥自己特长的地方。我想，如果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不仅能赢得尊重、也就不愁自己的身价。  

实事证明，我来到宝钢是幸运的。不仅遇到了情同父子的老领导任德祥先生、遇到国内顶级的师傅如王洪水先生，还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实际问题，经济收入也不差。此后不久，老领导就把我领到徐乐江副总经理的办公室。徐总亲自给我布置了一个技术问题，去解决一个引进10年而没有进展的问题。大约半年之后，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当时，解决这个问题后，在国内的影响很大。但我总是对人说：从技术上说，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真的是非常简单：无非是用了本科里学到的、300年前的公式，用我硕士阶段培养的编程能力，用博士阶段养成的习惯、敢于随心所欲地蔑视理论方法。我一直对别人说：我能做出来是因为计算机的条件变好了——过去鬼子的方法需要对模型进行简化、简化得太多就不好用，我现在不需要简化了。如此而已。但很多人不相信，总以为我隐藏了什么诀窍。  

   此后，我常常给大家讲这个道理：需求和条件的改变，是创新的机遇。有一次讲这个的时候，遇到了冶金部原总殷瑞钰院士。他建议我写一本书。这就是《管中窥道：创新的观念与方法》一书的来源。最近给别人讲智能制造，也是贯穿了这条线索。  

 后来，在我的实践中逐步意识到：可靠性与系统性才是高端工业技术的本质难点。为了这个目的，我要崇尚简单的方法和结构：因为简单才能想明白、想明白才能可靠。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不明白了。他们脑子中的“高水平”是复杂的数学公式、是专利、是新理论。我发现：从这个时候开始，能够理解我的人越来越少了。  

 再到后来，徐乐江总经理在国外看到一个技术：用模型来预测钢铁的性能，认为宝钢也应该研究这个东西。我再次接受了这个任务。但这个任务真的是不容易：其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复杂多变量的模型。有了这个模型，钢铁行业流行了上百年的、基于实验的研发模式就可能发生改变。而且，这个想法在上个世纪60年代国外就有人提出了，国内也有多家顶级研究机构在研究。  

 2002年开始，我花了10多年的时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应该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最难的问题。这一进展的突破，得益于前辈们奠定的基础：我的师傅王洪水先生在上个世纪就建立了数据仓库，我有前人所不曾有过的大量的数据。  

 既然有条件了，为什么还要花10年的时间呢？我的感受是：对这种世界普遍关注的老问题，技术线路往往不能是传统的——我最初的三年只做了一件事：朝着什么方向走，才有可能成功。第二个阶段也做了一件事：找到可以成功的路子。第三个阶段我在求精：某个参数到底是10.5还是10.2？ 我最近常常给别人讲大数据，很多经验就来自于这个项目。  

然而，技术成功的结果却是令我十分意外的：面对的是大量的质疑和贬低：你不是搞材料的，怎么能搞出来？ 你用的办法这么简单，怎么可能搞出来？你的精度似乎也不高吗？ 某个钢种，你也预报不好啊？ 你说的事情，我也知道啊？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几个合作伙伴：几位真正有思想的专家。在他们的努力下，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让我的这个成果能够在几个地方开花结果。这样，我十年的心血也没有白费。  

这件事让我想到刚到宝钢时常听到的一句话：“好的领导和合作伙伴最重要。”那时，我总以为这些话是拍马屁的、对此嗤之以鼻。但我自己的实践到了以后却发现：这是个真理。对于真正的创新，技术是第二位的，人和文化的因素才是第一位的。  

我就这样困惑地走过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我非常感谢我的东家——宝钢。它让我学到了很多、成长的了多。否则，我可能也会像某些靠论文成为专家、院士的人那样胡说八道了。我还要感谢宝钢，让我的经济基本自由了。  

 作为科技工作者,这二十年是我的黄金年华，今后要走下坡路了。我要思考：未来的日子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