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的时代与拐点思维（一）
编者按：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复兴的大道上。“反者道之动，柔者道以用”。 在这个伟大的转折点面前，许多传统思维方式失效了，需要用更大的视野、新的思维方式来面对未来。如果“病变而药不变”，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本文是我的老朋友樊志宏博士在这个背景下做出的深入和系统的思考。他谈的不仅是真心话，更是有政治和理论高度的真心话、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文章原名是《战略规划研究中的“拐点”思维探索》，这是第一部分。
樊博士有深厚的理论背景，长期从事城市战略规划研究。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惊叹于他见解之深刻：他谈的不是技术，而是新技术条件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后来我想：他肩负着策划大城市未来发展的巨大责任、要为千百万市民负责，必须真正地把问题想清楚，而不像我们这些政协委员一样可以随便说说。有了这种使命感，思考自然就有了深度。
樊博士愿意把他的文章发表在我的公 众号上，是我的荣幸。有些遗憾的是：因为保密的原因，把许多理论联系实际的精彩内容删除了。各位如果想与樊博士交流，可以直接与本公 众号联系，我一定代为转达。
（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本质上看是文明的复兴，从人类社会演进运动来看是一个超长周期的历史大事件。研究、认识、把握这一长周期大事件，近一百多年普遍使用的对标分析及对标学习等方法基本上就不再适用了。因为当我们把视野放大到未来三、五十年甚至百年之跨度，把目标定位于引领人类社会发展之高度，那一定是在某个时段之后，民族的前行之路就没有可以对标学习的领跑者了。
那我们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论呢？要领跑，就必须要先于他人进入“无人区”，就必须要孤独地去探寻前行的方向、去摸索奔跑的节奏。要做好这些，不只是要向前看，更为重要的是要向后看；而且要想向前看到越远，就要向后回顾得越久。向后看什么、回顾什么？我们的先人强调的是以史为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去研究影响文明兴衰的各类周期性人类社会运动规律，超前预判并循着这些大趋势的起伏走向，提前谋划布局，将当下汇入发展大潮，以期在未来卡住领跑之位置。我们姑且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之为“本源分析法”。
（二）
一切周期性人类社会运动规律，不论是三五年一循环的经济周期，还是三、五十年一周期的科技产业变革，或者是五百至一千年方现全貌的文明兴衰，都必然存在一系列的拐点。拐点，就是转折点，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突变点，就是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反转点。
因此，一些长周期人类社会运动的拐点，往往是后进者追赶领跑者的唯一机遇。比如在工业化过程中，要想在传统工业领域追上领跑国家或地区，基本上不可能。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相关产业已经构筑了由成体系的专利、标准和规范“城池”和“护城河”构成的严密防御阵地，想进入，就要交“买路钱”，就要俯首臣服，甚至是交了钱也得不到核心技术。追赶者在原有发展轨道上，往往只能在领跑者的基础上做些修补工作，最多是偶尔或局部实现并跑，要想整体上实现领跑，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当下的新四大发明，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局部性并跑或领跑，不能作为我们制造业全面领跑的证明。追赶者要实现领跑梦想，只能去跟领跑者抢新兴产业领域的先发优势，在全新的轨道上实现逆袭。
科学研究周期性人类社会运动规律并循此做出正确的决策行为，一个关键就是对拐点的探寻和准确把握。只有成功地预判拐点在何时何地出现、拐点前后事物如何演进发展，才能在合适的时间、地点找寻到未来有希望汇聚成历史主脉的娟娟细流，在量变阶段布局，在质变关口卡位，依靠变轨、变速超越或摆脱。
（三）
未来五年至十年，我们将会碰到哪些人类社会周期性运动的拐点呢？大致主要有三个：一是科技产业变革变革，第二是全球治理格局变化，第三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1、科技产业变革的拐点
每一轮科技产业变革，大致可以分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制度模式变革四个阶段，以科学革命为先导，以技术革命为导引并诱发产业革命，进而带动全社会根本性、颠覆性的改变。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看，一个完整周期历程从生产力导向生产关系，再延伸到上层建筑。科学革命是孕育阶段，不会对人类社会产生颠覆性的改变，不具备关键拐点意义。从技术革命到产业革命迈进阶段，将大幅改变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因此应是科技产业变革的主要拐点。
现在这一轮科技产业变革，个人判断正处在从技术革命到产业革命的拐点阶段，这是带来人类社会乃至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具体来说，互联网进化已经越过第一个台阶（PC、线上人与人的连接）和第二个台阶（移动互联、人与人的移动连接），马上进入第三个台阶（5G、物联网），信息技术革命正越来越深刻地、全方位地引发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
未来的产业体系，一定不是现有的源发于第二次科技产业变革的产业体系；未来的城市发展模式，也一定不是现有的适用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
2、全球治理体系的拐点
每一轮科技产业变革周期大概是50年时间，全球治理变局大概是100年至200年时间。当前，我们所处的拐点是海权治理和陆权治理之间争夺的重要拐点期。早期人们生活水平比较低，征服大海能力比较弱。15、16世纪航海革命前，人们主要是在陆地上争夺，主要是大河文明和近海文明，如希腊文明主要是地中海文明，欧洲人想到达远东只能通过陆路，比如丝绸之路。到了明朝中期，十五世纪航海革命以后，社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整体提升，海权治理才逐步成为全球治理主导。后续的英帝国和美帝国，都是依托海权治理，依托在海洋上的能力来统治全球的。随着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下一步可能进入海权和陆权交替治理的历史阶段。
这个拐点的出现带来的就是在东亚板块内陆中心一定会出现中心城市或者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比如，武汉在全国地位比较高的时期：张之洞时期、上世纪二三十年、建国初期一五、二五时期、改革开放前期，这些时期都是我们国家自力更生或者被迫闭关锁国的时期，都是以内陆发展为主的时期。其原因是，生产力布局决定了产业中心和流通中心一定要服务整个经济中心，当经济以自给为主的时候，就不需要有太多海上贸易或者国际物流，那么产业中心就必须在内陆中心点上；当我们较多依赖于国际贸易的时候，生产中心就必须在沿海，这是物流成本决定的；反过来说，如果在武汉组织生产，大量出口，武汉到任何一个出海口都有1000公里以上的距离，这在生产力布局上是不合理的。
当国家战略现在开始在陆权和海权之间进行平衡时候，像武汉这种传统经济中心，一定会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武汉在国际上可以对标的城市，比如美国内陆芝加哥，除了英国伦敦之外欧洲各国中心城市，基本上都是在内陆城市，例如慕尼黑、法兰克福、巴黎等等。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拐点。
3、中等收入社会的拐点
这个拐点在哪里呢？就是由“土字形”或者“丁字形”社会向橄榄形社会转变，就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过去了，就能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全面建成小康任务就能完成。到那个时候，不管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需求，整个社会层面的主流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从重数量到重品质，从物美价廉到优质优价，从大众化、排浪式、轮动式消费到个性化消费。这些都是这个拐点的表现。特别是中心城市或发达地区公共服务需求从保基本到中高端迈进。在参与社会生活，从更多的被管理到积极参与、共同治理转变等等。这一系列都是中等收入社会的核心特征。在这个拐点期，城市的宜居性越来越成为城市竞争关键。城市不宜居，中产阶层就不可能集聚。
其他还有一些拐点，比如我们四化都有拐点，工业化拐点，从工业化中后期到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时期；信息化拐点，刚才讲的互联网由移动互联向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阶段迈进；农业现代化拐点，农村、农业资源越来越成为城里人、有产阶层趋之若鹜的地方，以前是大家逃离农村，现在是要回归农村；城镇化拐点，城市建设由大规模建设转向品质提升、管理提升；代际拐点，互联网原居民90后、00后逐渐进入社会；还有生态文明的拐点、社会治理的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