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的企业才是道德的

最近被人拉入一个谈国企改革的群。当我发现群里的人用“道德”绑架改革时，就自觉地退了出来。

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意思是说：“道德”本质是符合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不是脱离实际的高调。道德和其他规则一样，都是有边界的：离开边界高唱道德的高调，一味追求道德的形式而不是实质，是缺德的做法。在人类历史上，从欧洲的中世纪宗教到中国明清的封建礼教、希特勒种族屠杀、红色高棉的消灭资产阶级，都是打着道德、正义的旗号做不道德的事情。

反之，有些看似“不道德”的事情其实是“道德”的。马克思说，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一个伟大的进步。残酷地剥削人的社会，怎么会是一种进步呢？我想，最早的奴隶往往来自战俘；过去的战俘往往是被杀死、甚至是被吃掉的。与之相比，让他当奴隶不也是一种进步吗？所以，所谓的“道德”，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环境下来看。

怎样的国企改革才是“道德”的？在我看来：企业是个经济主体。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提高资本利用效率的改革才是道德的；浪费资源、人才、迟滞经济发展就是不道德的。国企掌握的资源，都是人民辛辛苦苦挣来的、是劳动的结晶；如果领导人把它浪费了、或者不能用来创造更多的财富。怎么可能是道德的呢？

当今社会有个特点：强调人情、血脉、道德、意识形态的地方，经济发展往往是落后的或者缓慢的。道理也是简单的：大家都想着搞政治了，哪有心思发展经济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把“钱”和“道德”对立起来，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钱”和“道德”怎么会对立起来呢？我想：当人们只看到“分钱”的那一刻，“钱”和“道德”就容易对立起来。但是，当人们看到“创造价值”的那一刻，“钱”和“道德”就会趋于统一。在农业社会，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分钱”；而在现代社会、在创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于创造价值。如果某些人的潜意识中，还把两者对立起来，自然就阻碍经济的发展的了。

我曾经说过一个观点：犹太人创新能力强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把“赚钱”和“道德”统一起来。犹太人认为：要做一个好人，首先要有富裕的家庭、漂亮的妻子。日子过得好了，才容易善良、才有能力帮助别人。而为了避免“赚钱”和“道德”的分离，犹太人特别讲究诚信和规则。于是，犹太人会选择“创新”作为发财的手段。

耻于谈钱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在我自己的脑子里，也有耻于和人讲价钱的观念。很多商人就是在冒着“道德”的污名出来的。这种文化和观念，对商人其实也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暗示。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学习犹太人的做法：把钱和道德统一起来。如果把钱看做劳动的结晶，也就是把劳动和到的统一起来。相比之下，深圳、杭州、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就比北方许多城市做得好，而经济也相对发达。我们也不难发现：越是口头上讲人情、“讲道德”的地方，商业环境往往越差——这恐怕与商人们对自己的道德暗示有关。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的本质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要促进重新配置，就要找到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原因；而这些原因首先是制度的制约。所以，邓公的改革就是打破了制约；未来的国企改革，本质上还是要打破阻碍资源优化配置的因素。而找到这些制约因素，是需要有人来说的、要指出现在资源配置和分配的弊端——而这些弊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些私有利益在里面。所以，指出这些弊端是要有勇气的、是需要鼓励的。为此，改革需要宽松的话语权，让人畅所欲言：邓公的改革不也是这样的吗？当然，这一切也是有边界的——以提高效率、社会稳定为边界。

我离开这个群的原因，是有人指责某位爱说话的“公知”。说实话，这位“公知”的观点，我也不是都赞同。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用创新驱动的时代；制度和管理已经成为阻碍创新的关键因素。一个畅所欲言的环境对国家的改革发展更有利。国家要发展，要解决他说的一些问题，而不是把说话的人解决掉。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知道了不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直到现在，某些以专家学者自居的人还不知道、被狭隘的观点束缚住。这难道不是时代的耻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