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来城市”源起的初探

编者按：我的好友、武汉市政策研究室的樊志宏博士是位非常有思想的学者型官员。他认为：信息技术和社会发展等诸多要素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伟大的拐点上。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是城市将会是怎样的？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办法从国外直接得到答案了。中国城市的建设者、管理者，需要预见性的思考。这种思考决定着我们城市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樊博士的“未来城市”，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我们这一代人能看得见、并为之奋斗的未来。

  原文有个副标题：兼论武汉商务区转型中央活动区(CAZ)。也是他发在我这个公 众号的、“大变革时代的拐点思维”系列文章的第四篇。

    一、为什么我们要开始畅想“未来城市”

    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如果以生产范式革命为内核来加以考量，大致可归集为三次大的维度跃升：从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再到当下的信息革命。这其中的每次革命，重构的都是人类社会的时空拓扑结构，使得那些原本是“浩海深渊、高峰峻岭”的时空阻隔，从不可征服、难以征服，瞬间变为可以征服、易于征服；使得人类社会更大时空尺度的交往、交易行为，从无穷大成本耗费的冒险之旅，瞬时便转化为成本可控的常态化现象。

    城市是人类文明源起的主要标志、演进的主要承载，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各类要素资源高度集聚、各类活动高度密集的枢纽节点，在人类社会时空拓扑结构中的地位关键，必然也必将成为历次生产范式革命的核心承载和标志。具体来说，城市内部的空间布局结构和功能承载，必然要在历次时空拓扑结构的重构中，成为首当其冲被变革、并进而支撑变革的关键。

    当前，人类社会的各领域正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被裹挟入信息革命的浪潮之中，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所塑造的生产生活范式正加速向一个尚无法确定终极图景的未来。在各种场合，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到：未来产业、未来通信、未来交通、未来能源、未来建筑、未来学校、未来医院……直至未来人类自身，当然也包括我们本文要探讨的“未来城市”。 

    这肯定又将是一次系统性的、颠覆性的质变历程。未来无法精准预测，但是需要在总结已有历史经验及脉络的基础上，开展无畏而务实的创新探索。我们现在修编规划到2035年并展望到2050年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然无法回避对以下问题的求索与作答——随着信息革命的加速演进，未来城市将走向何方，未来城市的空间布局结构及功能承载将如何变革？

    二、我们该如何展望信息革命带给城市时空格局的颠覆式重构

    毋庸置疑，当今世界所有建立在现代经济体系基础上的城市，都是现代工业文明浇灌出来、体现了工业文明基因的人类文明创造。具体来说，它要体现理性主义和工程思维，是一系列工程化产物的集成；它要符合规模化、标准化的逻辑，因为它所依赖并服务的工业体系是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的；它是功能化分区的，体现着现代大工业体系内部严密而规整的分工格局；它是资本主导的，归顺于工业化大生产中孕育出来的传统资本主义。

我们做如此的表述，是因为城市的空间就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它的空间特征也必然地决定于并反映出这种生产范式的基因特质。未来城市的空间特征变化，也必然地要决定于并反映信息时代生产范式革命的变迁要求。那么，这一轮变革的基因特质和外在特征，将会是什么呢？

先于未来已来的，是一些已现端倪的引领性趋势：

一是，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体系中，科技创新和文化内容创造的引领动力作用正越来越强化，其核心位置也日益巩固提升。科技研发、创意设计正加快从企业内部的功能组成分离出来，走向更为专业化的分工，形成特有的企业化、产业化发展模式。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不远的将来，人类社会分工体系中，程序员和内容创造者很有可能就是能够留给人类自己的最为主要的两类工作。

二是，产业组织结构开始摒弃沿产业链垂直一体化、跨产业链横向一体化、围绕单一类型产业园区集群化等模式，逐步向产业链跨界网络化、产业组织平台化、产业集聚生态化等模式演进。

三是，产业发展的动力源不再由大企业主导的封闭式创新所垄断，新兴领军企业或中小企业主导的开放式、颠覆式创新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各路资本也不再只追随大企业，开始更加重视新兴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其中绝大多是中小微新创企业。

四是，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开始由资本、自然资源转向人才。创新创业人才成为发展的关键，资本等要素追随着他们，人才在哪里聚集，资本就流向哪里。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制度的变革也在不断深化。产权制度正在向具有某种时空共享性质的制度模式转化；产业组织模式及管理制度方面，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正日益成为主导；交易流通模式及制度方面，正在去中介、去中间层级、甚至去中心。

在这一大变局下，我们该如何规划城市的未来呢？或者说，“未来城市”将会演进成什么样呢？对于这一问题，生存在当下的我们肯定是无法断言的，但是有些基本原则是可以预设的，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在时空上保有战略弹性，必须尽可能为未来的所有不确定、所有可能性，预留足够的演化空间，提供足够的演化生态。一是要更具时间弹性，纵贯时间轴，回溯文明萌发深处，传承历史文脉基因；开放未来拓展通道，培育包容文明创新。二是要更具空间弹性，优化空间轴，为城市功能复合创新提供各种可能，使得孕育孵化生产生活各类新功能、提升新能级成为可行。

纵观全球先进城市当前创新发展的多项实践，引导中央商务区（CBD）向中央活动区（CAZ）的转型升级，应该可以看作是符合这一原则、并正在反映新产业空间范式变革要求的重要代表。

    三、从CBD向CAZ的转型是怎样的一个变革过程及逻辑

    CBD概念最初被创造出来的上世纪20年代，恰好是美国、西欧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后期，即产业组织模式变革和社会制度变革逐渐走向成熟定型的阶段。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这一模式最早发轫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只是当时英国只有极少数企业探索采用了该模式。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该模式被美国一些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所引进并得到进一步创新和拓展。

    美国在这一轮以电气为主要标志的科技产业变革中，并没有抢占多少科技革命的制高点，但恰恰是凭着产业组织模式及相关制度的变革，就夺取了产业变革的制高点，成为可与德国匹敌的超级工业强国。

    在这一轮科技产业变革中，电报、电话的相继发明及快速发展，助推了铁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航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跨越式发展，进而带来了人类社会时空拓扑结构的一次大重构，使得更大体量的洲际大陆之间及其内陆空间得以低成本地汇聚成一个统一的、高效的市场整体。于是，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便有了用武之地。斯隆的管理革命、福特的T型车，是二十世纪20年代最具传奇色彩的产业变革故事。在这之前、之后，钢铁冶金、电力电气、石油化工等行业也都走上了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道路。超级工厂和工业区在大都市郊区不断涌现，大体量的物流、资金流、人流在大陆板块内部或外部的城市之间快速流动，同时也带来了城市空间的功能化分区发展趋向。“同心圆”空间结构模式恰恰是这一趋向的典型代表，其出现在这一轮科技产业变革接近成熟的时期，显然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CBD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塑造的城市发展模式的一个典型功能化空间存在。

而CAZ最早出现在本世纪与上世纪之交的伦敦、芝加哥，随后迅速蔓延到纽约、洛杉矶、上海、深圳等国际性城市。一般研究认为，这一模式是CBD的扬弃和升级，是适应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新趋势的变革产物。

显然，结合本文前面的讨论，我们还需进一步深挖CAZ模式出现的历史逻辑。世纪之交，人类社会最大的变革来自互联网，它使得信息技术不再仅仅只是一项技术革命，而成为引发人类社会生产范式变革的最关键因素。CAZ与互联网几乎在同一年代出现并快速发展，显然也不是一种巧合,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CBD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关联一样。因此，我们有必要再来推演一下，上一节中所讨论的信息革命的几个引领性趋势，在大都市中心区域会有什么具体表现。

在信息时代，主导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是科技创新和文化内容创造，动力源是新兴领军企业或中小企业主导的开放式、颠覆式创新，核心要素是具有高知识技能、高创造能力和高收入水平等特征的知识分工群体。而且，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的加快发展，劳动者在体力劳动方面会越来越多地被机器所替代，他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聚焦到智力创造上。由此，社会分工将更多在智力创造领域深化、演化，并进而引发人类社会知识生产和交易的加速发展、加速富集。

信息时代知识化分工主导的逻辑，是完全迥异于工业文明时代资本化分工所主导的逻辑的。这里所说的“迥异”，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空间布局上。

知识分工群体所追求的，应该是其创造性生产活动、品质性生活消费所能获取满足的最大化，即其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最大化和其生活消费的效用最大化。要达成这两个最大化，需要的空间条件一定是要有利于最小化分工个体之间的创造性劳动合作或交易成本、最小化其互为服务对象的消费交易成本。显然，对于服务消费交易行为，更多是需要面对面、跨行跨界进行的；而近些年来对主要创新区域的实践观察和理论分析也表明，创造性劳动的合作或交易也更需要非预见性的面对面交流互动。人们在哪里最能够自如的面对面交流交往呢？都市的中心区显然是满足这一最优条件的最佳空间选择了。

与之相对应，资本化分工主要是依托并体现在适合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的大尺度生产线设备、大体量物流、大规模生产线劳动者、长流程的产业链企业集群等。资本所追求的目标是最小化投入成本、最大化产出效益。服从于这一目标，资本化分工的生产空间布局选择，主要就应是服务于最小化设备运行成本、物流成本、劳动者集散成本、供应链成本等。对此，我们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们当下的多数工业城市都是这样布局的，即工业园区的郊区化布局模式。

对以上比较可以做如下小结：是资本第一、还是创造性劳动的人第一，是资本化分工、还是知识化分工，决定着空间选择将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实施，一个是郊区化，一个是都市中心化，前者代表着历史的辉煌，后者则将引领未来。

既然未来是属于创造性的劳动者的、是决定于知识化分工的，那么信息时代产业布局空间的选择，就应该服从于知识分工群体和他们智力创造分工活动的要求。这些居于产业发展主导地位的人群，对于快速出行交通、便捷通信交流、宜居舒适生活、品质人文社交等，肯定有着超出一般群体的要求。同时，随着知识分工的深化，知识分工群体的需求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元、多级和多彩。显然，他们只会越来越密集地群居在大都市区的中心地带或风景优美地带，集聚在能够更加复合生活生产生态、创新创意创造功能的区域，从而一方面带动产业价值链中的动力和控制环节集聚于此，使得这些区域成为或重新成为都市中最具经济活力和控制力的区域；另一方面也在不断促进这类区域向着更加复合、更加多元的方向演进强化。

这一逻辑推演，在近年来如火如荼蔓延发展的科技创新回归都市中心区现象中，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实践印证。伦敦硅环岛、纽约硅巷、洛杉矶硅滩、深圳湾地区等都市中心科创集聚地带的快速崛起，正深刻地改变着大都市内部的动力结构和空间功能格局。这些创新创意区域，以信息时代的创新创意人群为服务对象，以信息及知识的全球化流动为牵引，以全时空网络联接和更快速交通通达能力为支撑，以开放式创新创意生态为特征。与之相对应，传统中央商务区（CBD）是适应工业文明全球或区域经济控制需要，以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为服务核心，以跨国跨区域纵向联接能力为支撑，以封闭式竞争为特征的。这些创新创意区域可否被称为CAZ，目前尚未有权威的学术定论，但是循着“同心圆”空间结构模式提出CBD的逻辑来看，他们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传统中央商务区的“未来”。

四、关于未来的一个初浅展望

上海、武汉等城市在规划修编中纷纷开始谋划中央活动区的规划建设任务。这是各地规划修编的突破和亮点，也是未来探索发展的难点。我们后续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应该着眼于突破工业文明思维、摆脱资本主义约束、兼具理性和感性，让更多的历史人文光芒照耀城市、指引未来，从总体战略把握、各类政策设计、全方位路径谋划等维度积极探索、主动变革，努力将中央活动区真正打造成能够在信息时代引领复兴的动力之源、实力之基。

既然，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那么我们为何不把城市最核心的空间资源留给他们呢？具体路径只能在具体实践中进行探索。这里我们只能粗线条的勾勒出一个框架，或者说是一个梦想：

未来的武汉中央活动区，应该是科技创新、人文艺术、创意时尚、生态自然、品质生活的多重复合空间，是融合未来产业场景、未来生活场景的创新创造空间，是纵贯城市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文明升维空间。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庭伟、王兰：《从CBD到CAZ：城市多元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与规划》，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2、詹姆斯·格雷克：《信息简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

3、肯尼斯·霍博等：《清教 徒的礼物：那个让我们在金融废墟重拾梦想的馈赠》，上海，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4、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5、焦永利：《双重整合：从当下实践与历史回溯看“未来城市”研究的理论建构》，上海，公 众号《焦道》，2018年11月21日。

6、李忠：《互联网，第三次空间变革》，北京，公 众号《华高莱斯》，2018年12月30日。

7、任俊宇，刘希宇：《美国“创新城区”概念、实践及启示》，北京，国际城市规划，2018年6期。

8、樊志宏：《民族复兴战略推进中的拐点思维——基于科技产业变革演进假说视野》，武汉，《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