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对记者宣布:我们准备杀死400万伊拉克人和一个修单车的。CNN的记者问道:为什么要杀死一个修单车的?布什扭头对鲍威尔说:他们不关心那400万伊拉克人的性命。
多余或次要的信息,会让关键信息“失焦”。在科技界,让关键信息失焦的概念很多。例如,很多人谈“大数据”时,“大”字往往就像“修单车的”,让他们只关注数据量的大小,而忽视了“数据”的意义。
前些天,我看到一个观点:语言对科技和文化有很深的影响。有人做了个试验:先给人看7个数字,然后复述出来。中国人多数能做到,德国人却很少能做到。这是因为:德语数字的发音比中国要长。同样,我也发现:中国语言似乎不利于对科学概念的认识、但有利于对辩证法的理解。
我一直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之一在于缺乏批判性思维。缺少这种思维、语言上又有劣势,就容易望文生义。比如,谈到“智能制造”的时候,有院士的解释就是:“智能制造就是人工智能加制造”。其实,这种解释和“葡萄牙是葡萄上长的牙”差不多。而大量的科技概念来自于欧美,翻译不好的话会导致极大的误解。所以,我的很多朋友都很重视概念的翻译。
还经常有人讨论:我对某概念的理解是这样的.....然后找出一大推古人的解释。我想这种讨论其实必要性不大。我想,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一样——一百个人看《王子复仇记》,眼里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在数字化领域,有争议的概念特别多。如智能制造、CPS、中台、数字孪生等等.....对于这些争议,我的观点是:普通人望文生义也就罢了,科技工作者必须学会“不纠结于名词”。
2500年前,老子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早在1000年前,禅宗就说不要纠结于文字。这都是很有道理的。人们总认为聪明人总是能把话说清楚,而我尊重的几位智者,他们的观点恰恰不容易被理解。后来我才意识到:在创新的前沿,思想性强的观点就是难说清楚。
概念不能望文生义、不能纠结于文字。我们又如何理解概念呢?我认为,可以回到概念产生的本源:这个概念针对的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要在什么条件下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在我看来,数字孪生、组态、中台、无代码编程等其实都关心一件事:如何让开发更方便、效率更高、灵活性更好、更快地响应需求。这些概念用于不同的场景,来解决这一类问题。
一个概念大体代表一类方法。比如,数字孪生是用数字尽可能全面地描述物理对象。但具体需求和条件不同,内涵就不一样。再以“数字孪生”为例。我认为:数据永远不能完全描述一个具体对象的特征。“数字孪生”描述得全面一些,但具体包含的内容,仍然是根据需要和可行性来定义。
搞清楚应用概念的需求和条件,就可以对概念灵活运用。搞不清需求和条件,就会照猫画虎、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中国学术界有个毛病:喜欢造词。用的新词多了就好像有学问了。其实,造词的人可能连自己也弄不清楚。总想以“己之昏昏令人之昭昭”。一旦权威提出一个新词,后面又会跟着一大群喜欢赶时髦的人。
工程是实践性很强的领域。很多真学问是在语言之外的、更是难以用论文说清楚。多了解一下(学科、领域)的历史背景、多深入实践,少读点论文(也少听点新词),才是做学问的正道。最近20年,中国工程界的学术风气被论文院士、论文专家带坏了。有些善于写论文、作报告的人,其实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个人取得了成功,却对社会无益。如果大家都向他们学习、听他们的话,科技界就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