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新型冠状病毒与决策的科学性

中国民众当前最关注的问题无疑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网上各种传闻和观点铺天盖地、真假难辨。但无论如何，应对过程存在决策失误已经是共识。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官方发布的历史消息。

元旦这天，专家给出的结论是“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11日声称：“所有密切接触者739人、其中医务人员419人，均已接受医学观察，未发现相关病例”。12到17日，官方都宣称前日无新增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如果决策者相信了这些消息，肯定会放松警惕。这样就把最佳时机耽误了。但与此同时，国外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

13、16日分别在泰国和日本发现了相关病例。18日，财新网转载英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文章推断到12日，武汉的病例数可能已经超过1700人。

现在看来，英国专家的推断是有道理的。或许，这也是引发有关决策层惊醒的原因之一。

但中国的专家会故意瞒报、造假吗？我认为，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极低。但中国专家早期的结论，为什么这么不靠谱呢？

统计界有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弥天大谎和统计数据”。统计数据看似科学，其实很可能隐藏着谬误。最常见的原因是：收集数据过程存在片面性。

在本次传染病爆发的过程中，应该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得病、是不是新型冠状病毒、有没有传染别人时，都没有100%的确切把握。这时的判断，就存在主观性：有人倾向于承认“是”，有人则倾向于“不是”。主观性可能很强：只要有10%的可能性，就会有人说“是”；即便有90%的可能性，也会有人说“不是”。

显然，专家或向专家反映情况的人，是倾向于说“不是”的。

2018年4月，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幸存者偏差与技术创新”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科技界存在的很多病态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可以归结到话语权上：拥有话语权的专家持有错误观点，而正确的观点却无法被决策者听到，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本次事件应该也是如此。

元旦这天，有8人因“造谣”被警方处理。这一举动导致很多一线的医务人员噤若寒蝉。21日，武汉同学告诉我：他夫人是医务人员，很多同事急得大哭。但领导和权威专家们听到的就是经过了“选择”的、“幸存”的声音。

我们需要承认，权威专家的水平是高的。但笔者很早就注意到：权威专家的观点常常是错的。几年前，我国某著名经济学家曾经断言：在未来20年，我国GDP增速可以保持在8%左右。2014年，中国人口学会前会长翟振武曾说：如果全面开放二胎，未来几年每年出生3000~4000万。在笔者熟悉的智能制造领域，专家观点不靠谱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

这些现象可以称之为“砖家误国”。

专业业务水平低，是导致“专家误国”原因之一。但主观倾向性的影响也很大。例如，有些权威专家喜欢揣摩领导的意图、而不是潜心研究，为领导的观点和意图找证据。而领导也特别喜欢听他们的声音。久而久之，专家和决策者就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了，“幸存者偏差”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

这次疫情误报，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包含其他方面的原因。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要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措施的，由国务院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

由此可见，法律对“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的确认，是非常慎重的。道理也很清楚：一旦发生误报，会引发社会的恐慌、还会导致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这可能也是导致专家、尤其是政治意识较强的专家，在判断上产生主观倾向性偏向慎重的原因。

主观倾向性可能来自国家CDC专家，也可能来自其他环节。高层专家也是通过调研基层下结论的。但是，参与调研的人，是有主观倾向性的。而且，参与调研是有资格的，某些部门领导在选择这些人的时候，也是有主观倾向性的。所有这些环节，都可能导致调研的偏颇。

在信息层层传递的过程中，会被扭曲、耽误，影响决策的科学性。连续拷贝走样，会把危机重重变成天下太平。所以，任正非经常强调“让听到炮声的人做决策”。对疫情来说，“听得见炮火的人”就是一线的大夫。8位被警方处理的人，恰恰就有这样的人。

毋庸置疑，一线医生的观点也可能存在倾向性：当风险涉及到自身安全的时候，人们往往倾向于过高地估计风险。但是，无论如何，决策者偏信肯定错误的。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一句古话。但在信息社会仍然是正确的。

感谢“风云之声”昨天发布了我的文章。今天早上看了一下疫情报告。发现22日的疑似病例居然比确诊病例还要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昨天的判断：专家起初的对病例的认证，过于谨慎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