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院善于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吗

   最近，科学院的领导表态，要把美国卡脖子的技术清单变成科学院的任务清单。这种态度虽然比较好，但恐怕不易落实。原因很简单：科学院擅长科学研究，但卡脖子的清单本质是技术、工程、产业问题，并不是一回事。

殷瑞钰院士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曾经担任工程管理学部主任委员。从十多年前开始，殷院士就反复强调：科学、技术、工程和产业的不同。殷院士是从技术一线做起来的，从工段长、厂长、做到公司的总工、冶金部的总工。他说：在不同岗位上，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做工段长时，考虑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总工考虑的是从哪个环节入手解决问题。

科学研究，往往是解决“点上”的问题。也就是说，研究工作深入，但视野不广泛。而优秀的工程师、特别是总工，则要着眼于系统解决问题。系统复杂以后，技术难度会骤然上升。据说GPU的生产有1000道工序。加入每道工序的合格率99.5%，整体的合格率也只有1%。很多问题，单靠点上的能力强是不行的。

科学研究和工程应用是不同的概念。科学研究主要针对技术出现的初期，而国外能够卡我们脖子的，都是发展了几十年的成熟技术。我国做不了这些技术，不是不懂得原理，而是在“持续改进”阶段掉队了。改进阶段是一点点的进步积累起来的，每一点进步可能都没有多少理论水平，但能对系统进行改善。

工程和技术对实践的依赖性很高。如果科技工作者远离企业的现场，就会被越甩越远。柯俊院士是我国钢铁企业的先驱。柯院士曾经说了一个笑话：如果冶金学教授造不了转炉、轧钢教授不会设计轧机就把他们杀了，中国差不多就没有几个冶金和轧钢教授了。我想，假如史蒂芬孙活到今天，恐怕也不会造火车了。

对一个技术来说，科学家主要作用发挥在技术的前期，而后期主要是技术和管理人员推动技术的进步。如果把前者比作接生婆、幼儿园阿姨，后者可以是小学、中学或大学的老师。让接生婆和幼儿园阿姨辅导中学生、大学生，一般是不合适的。

工程技术经验，必须在实践中培养。

宝钢有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建国之初曾在清华读书。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毕业的时候，成绩好的同学留在了科学院，成绩中等的留在了大钢厂，成绩差的只能去小厂。但若干年后发现：科学院的同学水平最差、小厂的同学水平最高。他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科学院的同学每天只能去看显微镜下的组织结构、视野太小，大厂的同学有机会管理一个车间，而小厂的同学则要管理一个厂子。实践的机会不同，就导致了后来的变化。

陈经先生昨天写了一篇文章，支持科学院领导的观点，并且用两弹一星作为例证。对此，我也不敢苟同。

美国、苏联、中国搞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有大科学家参加。这很正常，因为当时这就是科学研究的前沿。而且，两弹一星对科学理论的要求很高：因为实验成本和风险太高，必须要尽可能地算出来，而懂得这些计算的人特别少。

我国当年的科技人才又特别匮乏：初中毕业就算知识分子了，建国之初甚至都找不出几个懂PID控制器的。于是，这些人成为社会仰望的“大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其实主要是做工程师的事、是应用科学知识而不是科学研究。但普通人是分不清楚科学家和工程师的。

与当时相比，科技工作进入成熟期以后，侧重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践和实验的比例逐渐增加。于是，主要是技术和管理人员主导科技的进步。

技术的后期做什么呢？主要是质量、效率、成本等方面的工作。两弹一星可以不计成本，解决卡脖子的问题、进行商业化，则必须关注成本。而质量、效率和成本是互相矛盾的。技术就是在解决这种矛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技术越是发达，这种矛盾越是复杂。

对于卡脖子的技术，中国不是不懂原理：因为我们几乎都能造出来。我们最大的差距往往是质量不行或成本太高。这些问题，几乎都是靠长期积累，尤其是一线操作、技术和管理人员的积累才能做好的。要有一流的设备、一流的原料、一流的操作人员，更要有一流的管理。而管好这些东西，不是科学家擅长的。

华为、BAT都是我国典型的高科技企业。但我们注意到：这些高科技企业成名之前并没有院士。他们的成功不靠一流的科学家，而是有一流的领导人。他们是懂得管理和产业的人。这些人甚至不懂技术。

专业的事情，还是要靠专业人士来做。产业发展问题，还是要多听听产业人士的话才行。科学家可以去服务于他们，但不必做项目负责人和主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