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一家企业为了提高控制精度,打算安装一台检测仪表。这个提议被现场专家否决了:没有能放下这台检测仪表的空间!企业不可能为了增加一台仪表,重新建设、改造一条产线。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时候,面对的往往是这样一些非常具体的困难。这些具体的困难会延迟技术进步的步伐。100多年前,英国工厂普遍使用成熟的蒸汽机,而不愿意更换内燃机,导致德国后来者居上。后来,由于类似的原因,欧洲企业在电气化过程中落后,给了美国换道超车的机会。而日本制造业在二战后的发展,又与美国企业迟迟不愿意提高自动化水平有关。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经济问题。
我们推进数字化转型,情况往往也是类似的。人们希望从设备中采集数据,但有些数据就是难以采集。企业从经济角度考虑,不会为了采集数据而更换尚能使用的设备。推进智能化的时候,最好以自动化为基础。但在很多情况下,推进数字化技术的时候,不能要求企业做太大的改动。
理论往往出现在实践的延长线上,而实践必须从脚下开始。
实践工作必须从脚下开始,就是要照顾到当前的各种具体情况、不能脱离现实条件。而延长线上的理论,则不必在乎这些具体的困难,只要想清楚未来就可以了。理论有指导作用,但不能把理论上的要求当成当前的做法。这就好比:理论上讲,婴儿会长成大人,但不能从小就给婴儿买大人的衣服。如何从现在走向未来,才是企业家面临的普遍性困难。
到宝钢研究院工作后,我才体会到哲学思想的重要性。比如,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推进数字化的过程中,与现代管理方法结合、与现代质量意识结合、与标准化结合,就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推进数字化技术的过程中,采用“先人做、后机器做”,“先做成、后做好”的策略,就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我们经常犯一些把面向未来的理论当成现在行为指导的错误。比如,在人们还吃不饱饭的时候搞大食堂、吃饭不要钱,结果搞成了“自然灾害”。现在看来,邓公的伟大之处,在于推进了渐进性的改革。我现在意识到:只有渐进性才容易结合实际,只有渐进性才能避免大的风险。所以,邓公提出搞特区的办法、提出“摸着石头过河”。
渐进发展经常会遇到一个困难:必须容忍一些不好的东西。正如邓公所比喻的:打开窗子进来新鲜空气,但蚊子苍蝇也会进来。有些人不能容忍某些不好的东西、走向封闭,结果往往是更糟。渐进发展的力量在于长期坚持。正如邓公所言: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理论出现在实践的延长线上,意味着真正有用的理论,都是有实践基础的。只有实践丰富了,理论才能完善。好的理论往往只是走在延长线上,而不是逻辑推演的结果。很多实践就是草根作出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学者、专家、领导作出的。理论工作者要承认这些工作的伟大,不能因为他们的“技术含量不高”、“不符合高大上的理论”就鄙视他们。
由此观之,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社会治理,道理都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