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几位非常睿智的前辈和朋友。如殷瑞钰院士、何麟生先生、王洪水先生、宁振波先生。我后来意识到,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某个地方、单位或领域,他们是最初的开拓者、创新者。开拓者、创新者面对现实的困难时,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他们必须自己把问题搞清楚。开拓和创新的过程,也让他们与众不同。
学校的学习,往往是学习前人沉淀下来的知识。我很早就意识到:学校中的学习,与在创新过程中的学习,大有不同。比如,对学校的学生来说,牛顿三定律非常简单,10多岁的孩子都能学会。但是,提出这些定律的,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我们很容易学懂牛顿三定律,却难以具备牛顿的创新能力。
人们可以解剖一具尸体,却无法通过解剖看到它的灵魂。同样,我们可以学习牛顿三定律,却难以通过学习这些理论获得牛顿的创新能力。
怎样才能学习前人的创新能力呢?我发现了一条途径:尝试着回到当时的场景中,去理解他们当时遇到的困惑和问题。也就是说,要学习历史。殷瑞钰、何麟生、王洪水、宁振波等先生都曾经多次和我谈起他们当年遇到的困境,让我收获颇多。读书时,我也用这样的办法,去理解牛顿力学。
大约10年前,我思考智能制造理论时,有个问题再次困扰我:控制论是智能制造的理论基础,来自于维纳的天才贡献。但维纳的天才,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控制论和牛顿力学有个共同的特点:普遍性、一般性。牛顿力学针对任意的“物质”,而控制论则针对任意的“系统”。
《控制论》的副标题是《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与通信的科学》。维纳把机器和动物两个学科的问题,统一在同一个体系中进行研究,就是个非常伟大的创举。这就为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维纳指出: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都是控制论的分支。事实上,任何一个人类组织,包括企业、国家都可以抽象成一个“系统”。控制论把“系统”作为研究的主体,正如牛顿力学把“质点”作为研究的主体。
在控制论的体系中,涉及到两个最关键的要素:控制和通信。它们的地位,大概可以相当于牛顿力学中的力、时间、距离这些基本概念。我曾经注意到:TRIZ理论(技术创新)中,抽象系统最基本的输入是“能量”;而在控制理论中,抽象系统最基本的输入是“信息”。在我看来,牛顿力学中的“能量”与控制论中的“信息”,重要性是相当的。
研究控制和通信的目的,是获取和利用信息。与牛顿力学理论相比,控制论的系统存在一个“目的”:抵御熵增。通俗地说,就是要更好地生存。比如,动物要更好地活着、组织要更好地发展。这并不奇怪:如果没有目的性,谈何智能呢?
前些年我还有一个困惑:维纳为什么对“反馈”情有独钟?
在控制理论中,利用信息有两种基本方式:前馈和反馈。在智能制造领域、在采用PLC控制时,前馈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应用方式。在我看来,工业4.0之“信息集成”的主要作用,就是打通前馈的通道。我觉得,前馈是一种比反馈更基本的信息处理方式。
维纳为什么对“反馈”情有独钟?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反馈”比“前馈”更加复杂、研究过程也更有意思。
“前馈”往往是用信息驱动一套完整的行动;而“反馈”则是在行动的过程中不断获取信息、并不断修正行动。一般来说,数学家喜欢研究这种相对复杂的做法,因为研究过程更有“味道”。
反馈的重要性也是显然的:在“调节”、“跟随”两类常见的控制问题中,反馈往往是必须的。“反馈”确实有很多优点。比如,对模型精度的依赖性低、反馈可以降低信息不准确带来的危害、反馈可以应对执行过程中的干扰等。
今天早晨,女儿跟着节目学成语:吃一堑长一智。这个过程其实就是通过反馈形成知识。事实上,创新者获得知识的过程,都是在实践中通过反馈获得的,与书本上的学习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时,其实也是在强调依靠反馈。AI中的学习算法,其实也是用了这种机制。
人类的知识有限,只能通过实践中的反馈获得。我在《知行》一书中强调“演进”,其实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知道:现代工业的发展,PDCA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PDCA,本质上就是一个反馈的过程。本人在讲授工业大数据建模时,一直强调“模仿+修正”这类方法的重要性和一般性,其实也是在讲反馈。总之,“前馈”作用和意义都很大,但对“反馈”的研究往往更有意思。
当前,人类进入了AI时代,我国也进入了创新的时代。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有点哲学思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