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三大时代背景、五大变革性力量和十大趋势

摘要：

“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的重大时代背景。疫情影响长期化、数字化转型加速、“边界”冲突重构调整、中国崛起和欧美主导此消彼长、对国家能力期待上升等五大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变革。内外部发展呈现全球经济低增长低利率高债务、国际经济循环大调整、治理机制加速重构、国内经济转入中速增长平台、数字经济引领产业升级、经济社会风险管理难度加大、要素布局网络化集中化并重、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提升、非经济因素对开放的影响突出、收入分配改善关键窗口期显现等十大趋势。需要立足国情实际，把握住有利时间窗口，谋划好“十四五”规划的总体思路，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开放经济和高效能治理体系，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强化重大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推动经济尽快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概率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9732美元，位居全球第78位。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276美元，与高收入门槛的差距缩小至18%左右。依据历史经验，高收入门槛线年均提高1.5%左右。按照我们预测，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约为5.5%，考虑到国民收入和GDP增速基本一致，若同期我国人口年均增速为0.5%，则“十四五”时期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速可达到5%，同时考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因素后，到2024年底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可超过14000美元，已经迈过高收入门槛线。这样，即使高收入门槛线每年有所提高，“十四五”末我国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仍将是大概率事件。

疫情后经济增速将回归中速增长平台。2010年以来，经过持续9年的调整，我国经济确立中高速增长平台的条件逐步积累（刘世锦，2020）。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经验看，经济增长阶段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经济增速降幅通常达到40%左右。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6.1%，较2010年增速10.6%下降4.5个百分点，降幅已经超过40%，潜在增速已经接近中速平台。“十四五”及以后一个时期，随着劳动力供给下降、传统制造业进入增长平台期、社会消费行为变化、房地产需求趋于饱和等，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下降，同时，技术追赶速度放缓、资源再配置空间收窄等因素也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所抑制。此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改变潜在增长率趋势，2020年我国经济实际增速可能会明显低于潜在增速，并于2021年后逐渐向潜在增速回归。综合看，预计“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将下降至5.0%~5.5%左右，2026~2035年将继续下降至4%~5%左右。但如果全球疫情长期得不到有效控制，经济将难以尽快回到潜在增长中枢，可能会带动经济增长中枢进一步下调。

经济总量将更加接近美国并逐步实现赶超。按我国当前增长率预测，到“十四五”末期，我国全球第二经济体的位次不会改变，但是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将显著缩小。按目前不同模型的预测，大多数结果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将发生在2025~2035年之间。根据我们测算，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超过欧盟，在2032年超过美国。这样，“十四五”期间将是中美经济总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的关键奠基时刻。美国自1894年起就是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其GDP占全球比例最高时接近50%，强大的经济实力是美国政治、军事、文化和国际霸权的物质基础。我国和美国经济总量接近逆转，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重新接近世界经济的顶峰，是近两百年来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性变化。

消费贡献进一步上升，外需拉动作用不断减弱。“十四五”及更长一段时期，随着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的结束，钢铁、水泥等传统制造业增长进入平台期，相关投资扩张将明显放慢。房地产市场趋于平衡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收窄等因素，将使投资需求增长趋缓。在劳动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日趋完善的背景下，消费需求仍将是带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受全球经济趋势性放缓、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贸摩擦不断强化等因素影响，外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有所弱化。总体上看，消费仍然是支撑“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模拟测算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消费率将由2019年的55.4%上升至2025年的60%左右，投资率将由2019年的43.1%下降至2025年的40%左右，2035年二者将分别达到70%和30%左右。

要素驱动进一步减弱，创新引领特征强化。从要素供给情况看，“十四五”时期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减弱，数据、信息、人力资本等新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将继续提升。近年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我国人口数量红利正在加快转向质量红利，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已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和研发人员数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全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38万人年，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位；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19%，超过欧盟平均水平（王一鸣，2020）。我国不断累积的人力资本和不断提高的科技创新能力，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

技术变革加速，数字经济引领作用加强。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生产的定制化、智能化使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重要性大幅下降，数据、人力资本等要素的作用日趋凸显，数字经济成为引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国际竞争的新战场。课题组初步测算，2019年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的直接贡献为6.6%，对经济的间接影响达到11.0%，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助推器。疫情后数字经济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的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大幅强化。数字经济在疫情中发挥了经济“稳定器”作用，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一些新业态在疫情期间逆势增长。疫情使企业生产、销售、管理方式加速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延拓数字技术应用的广度与深度。疫情使面对面社交活动大幅减少，进一步推动了生活的数字化。工作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网络办公、网络教学等日益普遍。线上消费大幅增长，网络直播等网络化信息传播成为常态。而且，疫情后政府管理、外交等公共事务也在加速数字化进程，如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改为视频会议等，数字化管理、虚拟办公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制造和服务加快融合，产业结构高端化步伐加快。“十四五”时期，城市化持续推进、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服务贸易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将推动服务需求继续快速增长，服务业比重将继续提高，但扩张速度会有所放缓。制造业比重仍会下降，但快速去工业化的态势将得到扭转。预计第二产业比重将由2019年的39%下降至2025年的35%和2035年的30%左右；服务业比重将持续提升至2025年的60%左右和2035年的66%左右。传统制造业在陆续达到峰值后占比持续下降，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继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下降，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数字经济带动下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不断加强，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生产将成为主体生产形态。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广泛应用，“互联网 ”、“智能 ”等催生的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猛发展，2018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14.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16.1%。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疫情暴露风险管理短板，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将不断加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了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社会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诸多短板和问题，尤其是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仍然存在较大漏洞，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仍不健全，社会专业治理能力偏弱，区域治理信息化水平不高，城市规划与城市应急管理体系不协调，城市应急管理能力不足等，亟须健全和强化。“十四五”时期，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我国将大力强化公共卫生、社会治理、应急管理、风险管理等领域建设，补齐相关短板，医疗卫生防控救治体系将进一步健全，医疗保险救助制度有望更加完善，网格化、信息化、专业化的社区治理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应急管理的组织化、科学化、精准化程度有望不断提高。

老龄化进入加速期，社会兜底能力要求提高。“十四五”时期，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还将继续增加，老年人口占比还将继续提高。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20.5%，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14.0%。而且，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8年出现双降，累计减少2900余万人，预计到“十四五”时期末，还将减少2000万人左右，比重下降至61.5%。受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影响，“十四五”时期劳动力供给总量也将不断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以及劳动力供给变化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产生深层次全局性影响。从需求看，老龄化程度加深可能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形成“低欲望社会”，进而使社会消费规模扩张放缓和消费结构升级动力减弱。从供给看，老龄化将进一步改变劳动力供求关系，提高劳动力成本，推动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加快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老龄化加快还将降低居民储蓄率，预计到2025年储蓄率将下降至40%左右，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继续发生深刻变化。老龄化还将加重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对“十四五”时期社会兜底能力提出挑战。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仍将长期持续。当前，我国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态势虽有所放缓，但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政府债务规模尤其是隐性债务规模仍然庞大。房地产领域矛盾积累较多，并且与金融部门高度关联，存在风险共振的隐患。“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金融风险释放的压力增大，在加快金融对外开放、加杠杆受限和加大处置存量风险的条件下，商业银行不良率有可能进一步上升，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易发多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进一步显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风险暴露，防控金融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十四五”时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还要继续，特别是要防范疫情冲击与流动性风险、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国内风险和外部冲击风险相互叠加，逐步化解各类“黑天鹅”和“灰犀牛”，提升风险管控能力。

城镇化进入下半程，后城镇化时代加速到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快速发展过程。1978~2019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5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60.6%，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估算，到“十四五”末我国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65%左右，到2035年预计将超过70%，届时将有超过10亿人生活在城市。根据城镇化的诺瑟姆曲线规律，城镇化率达到70%之后，城镇化进程将会逐步趋缓，进入后城镇化时代。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和区域的多样性复杂性，我国的城镇化率很可能不会像欧美发达国家在达到80%之后逐步趋于稳定，后城镇化时代很可能提早到来。在后城镇化时期，提高城市生活质量、社会保障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将成为城镇化面临的核心问题。同时，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然较低，2019年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仍有16.2个百分点，“十四五”时期如何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城乡一体化水平和区域经济集中度进一步提升。随着超大型和特大型城市外的城市户籍放开，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步伐将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将显著提升。综合快速立体交通网络建设将加快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在提高要素空间聚集和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将加剧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化。生产要素向高回报率地区集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强化，区域经济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收缩型城市日趋凸显，通过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发现，中国26.7%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37.2%的县市（区）发生不同程度的收缩。“十四五”时期，在城市群和都市圈不断强化的同时，部分中小城市收缩的趋势将延续，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等重要增长极引领作用强化。随着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我国城镇空间结构不断优化，19个重点城市群和2个城市圈将成为重要的区域增长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形成巨大的生产要素聚合效应，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逐步提高，2019年已经达到28.5%。“十四五”时期，中心城市、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要素进一步向城市群、都市圈和大城市集聚，预计2025年超过100万城市群人口占比达到32.5%，2035年接近40%。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擎作用将进一步显现，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位势将快速提升，跨境、跨区域集聚资源、配置资源的能力显著增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和条件更加完备。城市群内部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产业分工效率持续提高，城市群一体化程度将明显提升。

区域网络化格局基本形成。随着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城际轨道网加快建设，广覆盖、多层次、多节点的综合交通和快速通道体系基本形成，城市群的空间联系更加便利密切，生产要素跨区域迅速流动、聚集和转移的条件日益完备，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不断降低，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十四五”时期，城市群和基础设施进一步网络化，将优化生产要素的流动、集聚和扩散方式，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而随着高铁、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城市间运输成本、信息传输成本大幅下降，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企业内部垂直一体化管理将面临冲击，传统的制造环节可能被解构。

疫情将开启新型城镇化综合治理改革。此次疫情暴露出传统城镇化战略过度强调集中和效率，忽视安全和健康等因素的弊端。“十四五”时期，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我国将以特大城市和城市群为着力点，突出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推进一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治理改革。新型城市化治理将综合考虑生产、生活、生态和安全的需要，支持特大城市、大都市圈与周边区域联动发展，适度控制超大城市规模和密度，积极推进城市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建设网络型城市。未来将探索建立都市圈和城市群一体化治理体制，提升都市圈、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探索推进区域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推动都市圈内城乡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

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峰后生态环境压力减小。“十四五”时期，随着我国煤炭等能源消耗的下降，我国将总体处于污染物排放的“拐点”后阶段，污染物排放总量将持续下降，空气、地表水环境质量将持续改善。主要大气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极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出现，预计到2030年前碳排放总量将可以达峰。2025年是我国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的重要节点，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数量有望提高到50%，338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进一步提高，城市空气PM2.5年均浓度将持续下降。水污染物排放大致在2020年前达峰，随后进入平台期。全国地表水监测的水质断面（点位）中Ⅰ~Ⅲ类比例将进一步提高，劣V类比例进一步下降。2035年我国环境质量将实现根本性好转。全国地级以上城市PM2.5年均浓度有望全面实现达标（国家二级标准）。全国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总体达到80%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为95%左右。各项指标达峰后，未来生态环境压力有所减轻，绿色发展空间有望进一步拓展。

绿色发展实现从外部性负担到新竞争优势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了资源和能源消耗迅速增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48.6亿吨标准煤，是1980年的8.1倍，其中1990~2014年期间，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增加了3倍，主要污染物排放也大量增加，2014年工业废物量比1990年增加了将近5倍。这种以资源、能源和环境质量损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透支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带来了沉重的外部性负担。“十四五”时期，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主要能源消耗陆续达到峰值，绿色发展逐渐成为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和群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力量。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将重新定义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把外部化的成本内部化，生态环境将作为可创造财富的资源带来发展增值，绿色发展将由外部性负担转化为新的竞争优势，我国绿色技术和产业优势可能进一步凸显。

绿色发展从运动式走向制度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各地区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动绿色发展正在逐步从“运动式”走向“制度化”。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一些改革指向和实施主体明确、措施具体的方案，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的实施，形成了持续、严厉和大规模的环保督察，极大地震慑了环境污染行为主体；《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直接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生态红线划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的实施，增加了认识和评价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全新视角等等。目前，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正在进一步完善，“十四五”时期，自然资源资产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空间规划、资源总量管理、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各项制度将更加完备，预计将持续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绿色发展中发挥基础性、引领性作用。

全球绿色治理协作不断加强。随着近年来灾难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时间不断出现，参与并改善国际绿色治理合作的必要性更加凸显。考虑到现有各国行动与全球避免灾难性气候所应采取行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极端气候威胁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十四五”时期，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持续深化自身绿色发展进程的同时，将可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并将以加强“一带一路”合作为契机，不断创新国际绿色合作机制，推动全球绿色治理协作持续升级。

经贸摩擦可能走向常态化极端化，严重压缩我国全面开放空间。疫情发生以来，中美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对我打压已经从经贸领域拓展至科技、金融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如果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不排除美国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对我国进行全方位打压，包括滥用“长臂原则”对我国部分企业实施“金融制裁”，扣押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软硬兼施拉拢西方国家强化“瓦森纳协定”对我国实施技术和相关产品禁运，将我国排除出美元结算体系，拉拢我兄弟国家结盟对我国进一步孤立等等。在中美摩擦中，美方处于相对主动位势，如进一步采取极端化施压措施，将大大限制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国际发展空间。同时，中美摩擦短期内虽可能暂时缓和，但已经基本失去重返过去的可能，中美之间角力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应对中美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期，我应采取积极措施及早谋划主动应对。

疫情后技术和投资限制进一步显现，产业升级的难度上升。疫情管控下全球贸易投资大幅下滑，我国外贸和外资都受到较大冲击。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逆全球化进程，保护主义、民族主义进一步抬头，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紧跟美国步伐，对我国对外投资和技术转移进一步加大了限制，我国产业升级步伐被迫延缓，部分对外依赖较大的产业安全性面临挑战。未来美国可能进一步联合西方主要市场对我国进行封锁，管控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进一步限制技术交流和人员往来，控制中国先进技术的可得性，同时在部分区域性贸易协定中为我国“量身定做”“毒丸”条款，我国技术升级步伐可能因缺乏与外部的充分交流而进一步放缓，甚至存在被迫陷入“技术闭环”的风险。

疫后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我国产业链外迁压力进一步增大。在一些发达经济体更趋保守的形势下，我国企业被迫加快“走出去”步伐，部分产业链外迁压力增大。尤其是疫情后一些欧美国家更加认识到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原本由于我国国内综合成本上升、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出现的产业对外转移趋势进一步强化，国际供应链布局加速重构，我国汽车零部件、电子电器和原料药等行业供应链可能加快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受到持久性的冲击，纺织、服装、玩具等全球份额较高的产品将面临订单减少甚至产业链整体转移的压力。

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程度要求更高，制度型开放要求更为迫切。随着我国越来越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开放已进入由器物层面转向规则层面的阶段，对标、对照国际先进规则与做法，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的需求更加迫切。推动制度型开放，就要求我们有更高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水平，能够为全球投资者无后顾之忧地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与法治化保障。“十四五”期间，在加快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将实现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法治化程度更强，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法规更加完善，执法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执行体系进一步完善；自贸区（港）先行先试作用增强，对外开放新举措更快向全国推广；“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做好加入CPTPP谈判前期准备工作，加快开启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和投资谈判步伐；坚决维护世贸组织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

居民收入增长将略快于经济增长，社会财富积累增加。从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看，近年来居民、企业、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劳动者报酬占比在2012年以前呈缓慢下降态势，之后逐步回升。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稀缺程度将不断增大，劳动者报酬增长将快于资本收入增长，未来比重将进一步提升。根据模型测算，“十四五”期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将提高2~3个百分点，2026~2035年将继续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随着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劳动者权益将得到更好保障。这些因素将共同推动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模型测算显示，“十四五”期间，人均居民收入增速将比人均GDP快0.5个百分点左右，社会财富积累不断增加。

贫富差距持续回升，存在社会阶层固化风险。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变动态势显示，2008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缩小，从2008年的0.491下降至2015年的0.462，但近年来再次回升，2018年已回升至0.468，收入分配差距出现拉大迹象。特别是，随着财产性收入占比提高，贫富差距拉大的内在压力较大。而且财富具有累积性，随着财富的不断累积，后来者的追赶难度会增加，存在阶级固化风险。需要注意的是，截至2018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连续19年高于0.4的国际警戒水平，如果“十四五”时期这一趋势得不到扭转，收入差距长期保持高位，将加剧社会阶层固化，并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和婚配等机制影响到后代成年后的发展，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并转化为社会风险。

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更趋明显。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中等收入群体能否持续扩大关系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能否满足，关系到高质量发展能否实现。对于中等收入者的判定标准，存在不同的衡量方法。按照世界银行“家庭人均每天支出10~100美元”的标准计算，2008年前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1亿人，2018年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比已超过30%。“十四五”时期，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初步测算，预计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超过5.6亿人，203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达到8亿人。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将具有由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成长性将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有利于提高我国发展韧性和回旋空间，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将更趋明显。

综合来看，“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影响持续发酵和百年奋斗目标“转段”的历史交汇期，国际国内环境出现前所未有的深刻复杂变化。

放眼世界，和平与发展仍将是未来的时代主题，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进程将出现深刻调整。疫情影响下世界经济继续延续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的模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影响深化，经济数字化特征更趋明显，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多中心化特征加强，全球治理更趋扁平化和分散化，多边机制进一步削弱，全球公共品供给缺口扩大，国家和政府作用进一步显现。同时，疫情短期冲击可能演变为持久性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甚至面临衰退风险。疫情加速逆全球化趋势，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势头强化，局部地缘政治风险凸显，中美经贸摩擦可能走向常态化和极端化，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考验，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发展的任务和要求也将不断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取得积极进展，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日益突出。传统要素贡献下降，人力资本、数据、信息要素贡献上升，创新引领特征更趋明显，制造业和服务业加速融合，产业高端化特征日益显现。要素集中化、网络化布局进一步加强，绿色发展优势更加凸显，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社会财富积累增加为未来一个时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格局和基础。同时，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就业民生问题突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仍受制约，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任务仍然艰巨，人口老龄化加快对社会兜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公共卫生、社会治理、应急管理等方面的短板凸显，贫富差距仍然较大和社会流动性趋缓带来社会风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总体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持续向好的基础，同时也面临更加严峻、更趋复杂的风险挑战，对推动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提出了更高要求。“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立足三个百年大局，顺应五大变革性力量，把握十大趋势，抓住有利时间窗口，趋利避害，转危为机，不断增强对国际环境的加速演变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要求的适应能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推动实施数字化战略、扩大内需战略、制造强国战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改善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战略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战略，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高效能治理体系，加快推动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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