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太空的中国之声·箭在弦上

在本系列最近的四集里，50年前的人们经历千难万险，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如何让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能够“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这四大挑战。终于，人们即将迎来收获的时刻。

而在此之前，就在发射星与发射箭在厂内加紧建造的时候，1970年2月11日，日本将本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抢在了我国前面。

日本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模型

这个消息对当时的航天人造成了一定的打击，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进度依旧不能落下，卫星与火箭的生产、组装、测试工作依旧在紧张进行中。

然而，即便是到了最终发射前夕，这些工作依然波折不断。

在卫星出厂之前，钱学森、孙家栋等人找到了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出厂进展。而这次的汇报，让孙家栋很没有底。

因为卫星已经超重了。

由于方案的修改，以及“力保万无一失”的要求，卫星的质量从1967年底的150千克又上升至173千克，尽管仍然有小幅上升，但依然在把控之内。

然而，还有一种特殊的载荷是计划中没有的，那就是印有毛主席头像的像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为了表达对于领袖的爱戴，都会佩戴这样的像章。对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历史性的成果来说，每个参研单位都准备了一颗，把它安装在仪器的外壳上，来展示这一份真挚的情感。尽管像章不大，但所有单位组合在一起，聚沙成塔，总质量就很可观，卫星就有入不了轨的风险。

不仅如此，这些像章并不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如果每个仪器上都安装，那么可能会对仪器的散热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导致宕机。

但当时孙家栋只能急在心里，却无可奈何。

如果为了发射成功，将领袖的像章取下来，这个政治风险谁都不敢冒。但反过来，如果真的因为像章的问题导致任务失败，那么这个政治风险更加巨大——这可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无可奈何，最后还是需要请周恩来总理定夺。

总理听完汇报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对毛主席的热爱是正确的，但在表现的时候也要分时间和地点。你看，不是所有的会议室都悬挂了毛主席像，也不是每个地方都一定要有毛主席像，这其实是需要取舍的，具体怎么做，你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孙家栋在那个时候知道，他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在取下了大部分的像章后（乐音发生器上还是保留了像章），卫星的出厂终于顺利进行。尽管出厂复核过程中仍然出现了小瑕疵，但两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和它的其中一颗备份卫星）的总体状态依然良好，可以执行发射任务。

1970年4月1日，经过了若干天的运输，装载卫星与火箭的军列缓缓驶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次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召集参与“东方红一号”发射任务的科学家代表，于当晚19时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卫星准备工作汇报。总理听得特别仔细、认真，在听取火箭研制人员汇报弹道参数的时候，他还拿起纸笔进行现场验算，在计算完之后，他突然提问：“为什么与设计的偏差了几毫秒？”研制专家对总理的专注大为惊叹，连忙表示“这是由于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导致的。”

周总理还对卫星途径的国家与城市十分在意，叮嘱大家一定要做好预报——做好，做准确。最后，还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直到现在，这十六字方针依然是我国航天部门开展科研生产活动的座右铭。

这16字真言在航空领域也十分重要

随着火箭、卫星的总装测试工作的推进，一些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有四套应急系统，包括三套火箭自毁系统与一套卫星关闭系统。

火箭自毁系统是运载火箭（或者战略导弹）的标配，在“长征一号”的自毁系统由五机部（负责兵器，现并入工信部）提供。第一套自毁系统是延时自毁系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均有安装，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一个定时器，按照发射时序进行设定，一级的延时自毁系统将在接收到一级关机预令后延时175秒，令其在空中炸毁；二级延时自毁系统原理与一级一样，不过延时时间增加到了483秒。第二套自毁系统是姿态失稳自毁系统，当火箭的陀螺仪中有两对自毁触点，一旦运行失控，超过姿态设定范围，则也将引爆火箭。第三套自毁系统由地面控制，一旦火箭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其它险情且无法挽回时，将由地面工作人员发送自毁指令。

细心的你可以注意到，这些自毁方法都是针对火箭的第一级与第二级，第三级没有安装控制系统，仅安装了遥测系统。一旦第三级运行不正常，导致卫星无法入轨，地面人员将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卫星再入大气层，化作一道流星——并且是唱着“东方红”乐曲陨落的。

这个问题就大了，它相当于是我们向世界广播卫星发射失败。

为了避免这种重大政治问题的发生，钱学森提出，在第三级火箭上也安装了一个卫星关闭系统，俗称“过载开关”。

这个“过载开关”的工作原理直至目前也没有披露，但依然可以由一系列线索推定：

由于卫星不受地面的直接控制，如果想令卫星关闭，除了直接引爆第三级，顺带引爆卫星，似乎别无他法；而“过载开关”打开的方式，顾名思义，似乎是根据第三级推进产生的加速度来判别，考虑到空间状态的影响、火箭第三级尺寸的限制以及技术环境的背景，有可能是由类似水银开关形式的存在。当然，这里仅仅给出一种可能的猜测，一切需要等到相关资料的披露才能确切了解。

就这样，火箭的四套应急系统就完成了。

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负责测试的人们此时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第三级火箭是要在太空中工作的，而这个卫星关闭系统此前仅接受过地面测试，没有经过空间环境的测试。一旦由于空间环境导致系统启动，那么卫星即便顺利入轨，它也发不出“东方红”的乐音了。换句话说就是，好端端的一颗能入轨的卫星，炸了。

这是一个更加巨大的政治风险。

怎么办？

这个问题让钱学森也陷入了沉思。

安装与不安装都有风险，但要是再进行测试，时间不等人。银锌电池在加注电解液后会自发反应，其待机寿命只有三个月，卫星出厂时已经添加并封装。如果再补加空间环境测试，无异于取消任务。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钱学森也决定，向上级汇报。

此时卫星与第三级火箭的组合已经完毕，整体处于横置状态

1970年4月14日，钱学森、任新民、杨南生、戚发轫等专家与领导从内蒙戈壁乘专机赶到首都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4月8日运载火箭的总检查与4月10日卫星的总阵地工作情况。

这次的汇报工作从19时开始，持续了5个小时。总理询问的内容比以往更加详尽，包括卫星具体质量、轨道参数、能否入轨，入轨之后能不能唱响“东方红”等等，在场的专家们一一予以回应。对于“卫星能不能一次成功”这一核心问题，戚发轫实事求是地回答：“凡是能想到的，在地面能做的试验我们都做了，都没有问题，就是没有经过空间环境的考验。”

当汇报到产品里有多余物的时候，总理的表情变得很严肃，指出“不能把钳子、松香丢在里头”，“要谦虚谨慎，搞好协作”，“成功了之后还要继续前进，不要骄傲自满”。在听取戚发轫汇报“卫星电池在横置状态下，时间长了存在一定漏液风险”时，总理也严肃地表示“做总体的需要像‘货郎担子、赤脚医生’那样，走出大楼，下到研制单位”，要求总体部门交代清楚具体工作。

对于是否摘除卫星“过载开关”的问题，总理并没有当场给出确定答复，仅基于运载火箭的可靠性汇报，作出了“可以摘除”的初步判断。

会后，总理要求参与汇报的人员向上级撰写一份书面报告。于是，火箭一二级负责人任新民、火箭第三级负责人杨南生、卫星负责人戚发轫连夜编写，在第二天一早便将报告提交给中央。

4月16日22时22分，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国防科委打电话：允许摘除“过载开关”，火箭与卫星可以进入发射区，同时指出“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地、一颗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测试检查。”

火箭的发射进入了最后准备阶段。

正在吊装的火箭一级，第二级与加装整流罩的第三级正在等待吊装

但问题仍然会时不时冒出来。

4月19日，在卫星的测试中，超短波信标机出现了主载波功率下降，谐波功率增加的异常情况，可能干扰卫星测控。戚发轫立刻组织人手，带上仪器设备，现场排查问题，最后发现是第三级火箭仪器隔热层翻卷不正常，阻碍了信号传播，经过重新翻卷后，恢复正常。

4月21日中午，发射场报告，火箭的第三级出现异常。国防科委当即要求将备用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紧急调运到发射场。由于事出紧急，上面的“过载开关”甚至还没有拆除。一架运输机连夜带着备用固体火箭穿过雷雨区，冒着静电引爆的危险，将其送到了发射场。

1970年4月24日，发射日。

当日凌晨，毛泽东主席批准了“东方红一号”的当日晚21时的发射计划。

工作人员在对卫星与火箭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后，5时40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燃料开始加注。一旦偏二甲肼与硝酸-27S组成的火箭燃料开始加注，将其排出就会变得异常困难，火箭基本上进入了一个不可逆的发射状态。

13时35分，火箭燃料加注完毕。

15时50分，周恩来总理向在发射场的罗舜初将军打去电话：“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此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一次成功”。指示传遍了发射场，所有人都兴奋地等待着发射时刻的到来。

勤务塔的悬臂已打开，标志着进入最后阶段

20时，“一小时准备”口令下达。

20时20分，意外又发生了。

卫星应答器失联。

所有人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出问题？

发射中心的人们顿时开始寻找问题的所在。他们需要争分夺秒——发射场天气预报报告，晚间9点至10点，发射场上空的云层会裂开，如果不能赶在这个窗口发射，那么任务就有被取消的风险！

同时，发射中心向周恩来总理请求延长半小时，总理当即同意，并指出“一定要把应答机故障解决好”。

经过8分钟的摸排，人们发现只是地面设备的接头松动，接上去以后，又正常了。

万幸，不需要派人爬上装满燃料的火箭去检查卫星。

21时整，“半小时准备”口令下达。

这时，湖南新化观测站报告，此前观测站的单脉冲雷达损坏一只电子管，于8点30分修复，按照技术要求，应当需要40分钟的调整时间。

不得已，发射场再次致电周恩来总理，请求推迟到9点35分发射。

尽管距离发射场千里之遥，总理仍然感觉到了人们的紧张心理，便在电话中下达最后一个指示：“不要慌忙，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关键是工作要准确，要把工作做好。延长十分八分也是可以的。”

钱学森也建议没有特殊改动，就在9点35分发射。

21时05分，“半小时准备”口令再次下达，所有人撤离发射区，进入掩体。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21时34分，“一分钟准备”口令下达。

冲刺时刻来了！

坐在主控室内的胡世祥，紧张地等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

他是点火按钮的操作员，此时，他身上肩负着的，是几千名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以及干部12年来的辛勤汗水，是全国8亿人对于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热切期盼，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飞天梦想。

胡世祥在启动点火按钮

21时35分，“发射”口令下达。

他微微颤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按下了红色的点火按钮。

←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