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国，一定要了解“幸存者偏差”

我的一位老师，曾在某名牌大学里做了十年校长。有一次，他陪太太去门诊看病，正好遇到一位熟人。那人说：“省里最好的医院都是学校的附属医院。您为什么不给院长打个招呼，找个名医？”校长叹了口气说：有能力被院长推荐为“名医”的，往往是没有时间搞业务的，还是算了吧。

这就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其实，何止医学界？整个科技界都存在着这种“幸存者偏差”。

在智能制造领域，我经常听到一些专家、甚至院士胡说八道。理论上完美，但根本无法落地。一听就知道他们没在企业干过。按照他们指出的路子走，肯定会掉到坑里。但是，如果他们在一线干，能当上院士吗？恰恰相反，许多院士、许多获得科技大奖的人，往往是司局级以上的高官。如果他们不当官，能拿到那么多奖吗？如果不拿奖，能当上院士吗？类似地，以论文、项目为导向的科技体系，都会引发“幸存者偏差”。

某市打算要建“科创中心”。于是，领导召集了一批高校著名专家进行调研。专家的一致意见是：最大的问题是科技成果转化难，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然而，企业里的很多人都知道：许多成果根本就是没有用的，选题的时候就注定无法转化。所以，只是问题表现在“最后一公里”，而根源却在“第一公里”。设想一下：如果领导调研的是一线企业，答案会是怎样的呢？可企业里面的人、尤其是爱提意见的人，哪有机会参加座谈会呢？领导的结论就有了“幸存者偏差”。

发展科技，就问计于科学家。这个逻辑有道理，但也有偏差。

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最终总要体现在企业身上。中国被人卡脖子的技术，往往不是不懂原理，而是没有企业的载体进行持续创新。中国竞争力最强的科技企业是华为。华为有院士吗？前些年，我国最强的科技企业是BAT。三个企业中只有阿里的王坚先生去年被选上院士。所以，BAT的成功与院士关系不大。再往前看，中国技术和管理最好的钢铁企业是宝钢。但宝钢从来没有评上院士。我给公司领导总结的原因之一是：宝钢有底线、不浮夸。这些问题，也归结到“幸存者偏差”上来了。

体制内有很多明白人。几年前，有位高级领导与院士座谈。谈到现在的很多院士其实是“社会活动家”。但遗憾的是：参加座谈的几个人中，就有这样的社会活动家。反之，如果他不是社会活动家，或许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档次的座谈。有时候，有机会参加座谈、影响政策的人，往往是体制的受益者。现行体制下的成功者，往往更喜欢唱赞歌而不是提出问题。他们真的愿意改吗？

最近有个期刊向我约稿。我谈了一个观点：真正做事的人，几乎都不是在聚光灯下面。好的研究成果，甚至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认可。搞好科研，要让默默无闻的人能安心做事。但是，谁能做他们的代言人呢？

有的地方领导不懂这个道理，目前仍然热衷于建设“院士工作站”等机构。在我看来，这样的领导可能并不是想真正地做事，而是要做给他的领导看。如果真正想做事的话，关键是吸引“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任正非等人能够给科技工作者创造条件，中国科技才能真正地强大起来。同样，有了阿里才有了王坚院士，而不是有了王坚院士才有阿里云。

不过，最近的一次座谈会还是让我看到了点希望：高层愿意选择一些愿意说真话的人、在一线做过实事的人来座谈了。有说实话的人，是这个国家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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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作者郭朝晖，来源蝈蝈创新随笔，本文已经授权，欢迎分享，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