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科学报》商榷“卡脖子”问题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科学院善于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吗”的文章。今天看到中国科学报“中科院把美国卡脖子的清单变科研任务清单靠谱吗”的文章。应该是针对我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我对科学院有误解，其实该文作者对我也有误解：文中的一些观点，我在“当工程师遇到科学家”一文中曾比较深入地讨论过。

好在我们还有多个问题可以达成共识：1、卡脖子的工作应该去做；2、解决这些技术问题需要进行改革。但是，对如何做、如何改革、谁主导去做的认识，恐怕就不一样了。我不认为这事应该由科学院主导。往深层次去看，这决定于我们如何认识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科技组织与创新活动的关系。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其实不同：作者倾向于官方、代表顶级科学家的意见，而我倾向于民间、一线技术人员的想法。再深入地交流一下也是有必要的。

首先，我们讨论的前提是：科学院人才济济、做出了很多了不起的贡献；科学院也有工程技术领域的部门和人才；科学家也可以改行做工程技术。这些都是公认的，无需讨论。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什么样的组织、机制和人才组合，更适合做这种工作。

大家都会赞成科学院参与这些工作。但问题的关键是：做为负责单位是不是合适？有资格“立军令状”就意味着“负责”和“主导”。这就好比，只有将帅有资格立军令状，而参谋长是没有资格的：因为参谋长没有调动资源的权限。所以，问题的实质就是：科学院适合主导吗？

科学研究的“领军人才”和工程技术的“领军人才”是不同的人才，需要不同的机制和组织。任正非、马云、马化腾、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是科技企业的领军人才，但他们的身份是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在推进高科技的过程中，企业家或者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才。

科学院当然可以成立企业，科学家也可以转行做企业家。但这里要逾越一个巨大的困难：文化的差异。科学研究讲究自由，而企业家则强调执行力；科学家讲究兴趣驱动，而工程师更多靠物质激励。华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物质激励：2 5、白加黑的辛苦活，可不是多数人愿意做的。话说的俗一点：华为能把10万优秀的科技人员聚集在一起，应该与物质激励关系很大。

有个小故事能说明企业家的不同。新日铁是当年的“高科技企业”。当年邓公去日本新日铁参观时，提出中国也希望建成一个这样的企业。新日铁的人说：你们或许应该学一下韩国的浦项。但日本人又说：浦项也很难学——因为你很难找到浦项创始人朴泰俊（一位退役的将军）这样的人才。有个接触过朴泰俊的人说：如果汇报得不好，他真的拿棍子**啊、会打得住院！而在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发过程中，也离不开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聂帅。在科学院系统内，这样的企业家恐怕不好找、也难立足。

要克服这种文化差异也是有可能的，这就需要组织机制的改革。原则上讲，只要愿意改革，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但是，这可是涉及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比如，两弹一星用的是军事化的组织。现在还下得了决心、找得到大量像邓稼先先生那样无私奉献的人吗？如果科学院真的愿意改革，那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我个人的观点，科学院回归基础研究应该更好一些：养一些对科学有兴趣的人，让他们自由地发挥。

过去的成功不代表未来的成功。现代工业有很多问题不能用常人的思维方式来推断。比如：我们能造出伟大的两弹一星，却造不出高级机器人减速机上的小齿轮。所以，要解决这些“卡脖子的问题”，不能用简单的类比来说明问题，而是要深入理解现代工业的真谛。

很多人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没有搞明白。有些观点听起来有道理，但很容易片面理解。比如，有人说：“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这句话如何理解呢？

这未必意味着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角色是模糊的——在新兴的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角色可能是模糊的；但当一个领域逐渐走向成熟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角色就会越来越分离、走向专业化。这就是经济学上常说的“分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人必须专注细分领域才能取得突破。而我们被卡脖子的技术，几乎都是发展了几十年的技术，不是领域发展的初期。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在工程技术领域，工程师要掌握科学知识、要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功”，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家指导工程师的工作。在一个工程项目中，科学家是为工程师服务的，而不是指导工程师做工作的。这就好比：优秀的将军要知道一线的士兵如何打仗，并不意味着优秀的士兵就可以成为优秀的将军。

我也一直承认科学对技术的促进作用。但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之间是有“时间差”的。时间差意味着：最先进的理论研究和最先进的技术，往往不是融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科学家主导技术创新的优势不大。

科学院有人才优势。但是，我们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从来不缺优秀的人才，我们缺少的是让优秀人才不断成长并发挥巨大作用的环境和土壤。

客观地说：这种环境和土壤，并不完全是人的因素导致的，而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有关。对于那些被“卡脖子”的技术，本质上不是原理问题，而是质量问题。质量问题，是企业长期坚持持续改进的结果。持续改进，需要有市场和用户的推动，才能走到正确的方向。

“对用户负责而不是对领导负责”，是高科技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如果仅仅是给领导展示一下、拿个奖就结束了，是出不来高科技的。而这，才是真的需要改革的地方。

市场经济的本质优势是：对用户负责。但我们又必须意识到：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卡脖子”的问题的。因为对于这些高科技产品，我们往往比国外的质量差、甚至比国外贵：用户为什么要买你的？用户不买，企业靠什么生存？

掌握这些所谓“卡脖子”的技术，本质上都是无法靠纯粹市场机制做到的。这个结论，我在前面的一些文章中论述过。

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借用市场经济“用户说了算”的优势，又不能依赖纯粹的市场经济。在我看来，这种机制应该是企业的“内部市场机制”：就像华为开发芯片一样。自己做自己的用户、培养自己的技术。但这种机制成功的前提是企业足够强大、企业自己的市场也非常大。所以，我非常赞同军民融合的做法，而央企也应该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但是，做这些事情都需要企业有战略眼光、长期打算，不能靠短期效益来衡量。与华为相比，多数央企应该感到惭愧才对。

一般来说，企业研发部门技术人员的压力比院所要大、而一流企业研发人员的收入也比院所要大。总体上看，企业内部的研发机构，更适合解决这些“卡脖子”的问题。但企业内部研发机构的机制也需要改革，否则很容易陷入急功近利的泥潭。而急功近利的麻烦，是做不成大事。

对于困难的问题，必须想得透一些。这就是像与高手对弈，必须多考虑几步，否则必是死局。很多“卡脖子”的技术，我们已经“重视”了几十年，却被人家越拉越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想清楚就匆匆去做了，结果只是养肥了陈进这样的学术骗子。同时，如果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中的困难：如果连面对现实困难的勇气都没有、或者连逆耳的忠言都听不进去，这些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只能一直遗憾下去。

我老家有座山，范仲淹曾经在山上的一座庙里住过几年。虽不能自比，但却以此为荣。我讲的一些话不好听，但真的希望国家能够改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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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作者郭朝晖，来源蝈蝈创新随笔，本文已经授权，欢迎分享，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