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的“市场失灵”

人们赞美华为时，常把联想作为“反面典型”。但在我看来，联想不失为一家优秀的企业，只是华为超越了“优秀”、成为“卓越”的企业。现在的人们谈到柳传志和倪光南之争时，往往认为柳传志错了。但从企业的层面看，柳传志未必错。如果说有失误的话，问题出在国家层面。

在正常市场经济前提下，联想这样的民营企业只要立足自己擅长的领域，没有必要从事芯片的生产。我国芯片遭遇“卡脖子”问题，本质上是超越了市场经济的边界、成了国际政治问题。其实，现实的市场经济从来就不是理想中的那么纯粹。否则，我们可以直接并购很多国外高科技企业。国家应该支持民企进军这些领域，但这并不是民企的义务。

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在纯粹市场经济的边界内，中国不会有高铁、不会有大飞机、也不会有高端的芯片和光刻机。这就是国外一直要求中国必须“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原因。

“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前提，是企业能够通过这项技术挣钱。但生产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对中国未必是有效的市场行为。

我的一些经历和见闻就说明了这个问题。20年前，宝钢开始关注一类叫做“数学模型”的软件技术。我们具有开发能力之前，国外报价很高；我们开发成功之后，国外就与设备绑定、免费赠送。这样，“市场空间”就被严重要压缩了。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影响企业的研发收益。所以，过去有一种说法：中国人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这会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使得很多“自主创新”无法成为有效的市场经济行为。

然而，从国家的角度看：我国自主生产能力之后，对国家是有利的。宝钢具有生产X80管线钢能力后，国外降价超过500美元。这样算下来，仅西气东送项目就为国家节省10亿美元。所以，国家应该支持这样的行为。

所以，开发高端产品对国家有利，却未必对企业自身有利。技术项目的难度，有“量变到质变”的不同。如果投入少、研发周期短、资金风险小，企业是可以承受的；如果投入大、研发周期长、资金风险大，企业就未必能够承受。

特别地，技术研发过程必须有用户参与。但对于高科技产品，找到用户并不容易：如果质量不过关，谁都不愿做小白鼠、免费送的用户都找不到。华为做芯片的条件之一，是有“内部用户”。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户是这类项目重要贡献者：他们要使用质量差的产品，还不能过于吹毛求疵。优秀的用户，是珍贵而又稀缺的。没有用户的参与、体制内非用户单位的评价只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就是产品不好”。

按照我的经验，即便是国企，对长期项目都是没有耐心的。国企研究院的很多考核机制也都是短期的——因为管理者也害怕技术人员不认真做。单纯从市场经济角度看，企业不宜从事芯片研发这样需要长期坚持和投入，风险又极大的事情。对于这样的现象，我称之为技术跟随者的“市场失灵”。

笔者认为，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该倾向于这些“对国家有利，对企业未必有利”的领域。国外反对我们搞“国家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反对我们用国家的力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高科技是需要拼命才能做好的事情。像芯片这样卡脖子的技术，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拼命做。国企和体制内的科研院所，都难以做好，需要优秀民企的用人机制。

这样看来，解决“卡脖子的问题”，理想的做法是用政府的钱、国内（特别是国企）的内部市场和优秀民企的用人制度。但需要深入的机制改革才能实现三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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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作者郭朝晖，来源蝈蝈创新随笔，本文已经授权，欢迎分享，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