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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欠膨胀氢射流的火焰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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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Flame Stabilisation Mechanism for Under-Expanded Hydrogen Jets

摘要

     从高压容器或设备通过直径为0.53毫米的孔口向大气中释放的欠膨胀氢射流,在压力高于4兆帕时会产生持续的抬升火焰,而在压力低于3兆帕时火焰会熄灭。了解泄漏的氢气是产生持续火焰还是熄灭,对于安全工程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本研究旨在详细阐明取决于喷射压力的火焰稳定和熄灭机制。通过高速纹影图像、激光诊断和静电探针技术对火焰根部位置进行测量和观测,推导出了火焰稳定模型。源自0.53毫米孔口的持续稳定火焰的特征是,在火焰根部以及氢射流流线外侧会依次出现直径约为5至7毫米的球形火焰结构。当喷射压力降至3.5兆帕时,持续抬升火焰变得准稳态,火焰根部(抬升高度)的振幅波动更大。除此之外,随着喷射压力进一步降低直至火焰熄灭,火焰结构会逐渐远离氢射流出口。球形火焰结构的存在对火焰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基于利用平面激光诱导荧光(PLIF)法对羟基自由基的测量以及离子电流的测量,发现火焰结构内存在多个折叠的火焰面。氢射流在其外缘附近产生涡旋状流动,点火时会产生小火焰,最终形成在实验中所观察到的球形火焰结构。
关键词:氢安全;欠膨胀射流;火焰稳定;氢射流火焰;静电探针;湍流火焰结构;激光诊断;高速纹影成像

1. 引言

     氢气单位体积的热值较低,约为甲烷的三分之一,因此通常在高压下进行运输和储存[1]。为了促进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针对高压氢气释放到大气中的泄漏扩散、点火以及燃烧情况,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安全研究[2,3]。关于氢气扩散方面,通过改变孔口直径和驻点压力,对氢气浓度的空间分布情况已经进行了详细研究,例如参考文献[4,5,6]。对于不同尺寸的释放口以及储存压力下释放氢气的燃烧数据,包括射流点火时的火焰长度、宽度以及超压等数据,已经被收集、分析并发表[7,8,9,10,11,12,13,14,15]。此外,还对用电火花点火时形成持续射流火焰的概率进行了研究[16,17,18]。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直径为0.2毫米的小孔口以及80兆帕的驻点压力,点火时水平方向的火焰长度最多为1米。然而,据报道,体积分数为4%(氢气在空气中的可燃下限)的瞬时浓度从泄漏位置可延伸到6米以上[19]。不过,当孔口直径大于0.5毫米时,水平火焰长度与由可燃范围大小所定义的危险距离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复杂了[19]。因此,对于已点火的氢射流是能维持火焰还是火焰无法持续从而使氢气在周围扩散并有可能后续被点燃发生爆燃这一问题,对于制定预防和缓解策略以及支撑法规、规范和标准(RCS)而言至关重要。为了明确持续抬升火焰存在以及火焰熄灭的条件,已经开展了若干项研究,例如[20,21]。图1表明,对于任何直径小于1毫米的喷嘴,存在两个火焰稳定的压力极限(低于下曲线和高于上曲线),它们是喷嘴直径的函数。图1中用虚线表示的持续火焰低压极限,对于直径小于1毫米的喷嘴,大约在0.1 - 0.2兆帕之间。这与氢气的壅塞流条件是相符的。然而,高压侧的压力上限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22,23,24,25]。例如,对于直径为0.2毫米的喷嘴,要维持火焰需要压力在60兆帕以上。

     亚声速射流中稳定火焰所需的判据被表述为:  ,其中  是从喷嘴出口到火焰根部的距离,称为抬升高度;  是从喷嘴出口到两条线交点的距离,其中一条线是射流轴线,另一条线是从未点火射流中空气中氢气化学计量轮廓的最大径向位置向射流轴线所作的垂线。这一观点已通过亚声速射流的实验和模拟得到验证 [23]。对于欠膨胀射流,当根据莫尔科夫等人提出的虚拟喷嘴理论 [26,27,28] 来估算  的值时,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 [21]。据报道,持续火焰处于高压极限时的氢气流速也大致相同,且与喷嘴直径无关 [20]。这表明利用激波结构后方的物理量来定义虚拟喷嘴的虚拟喷嘴理论是有效的。上述判据对于定性解释射流火焰的维持情况是有用的,但它无法引发对火焰根部火焰结构的讨论,因为它是利用射流中氢 - 空气混合物的当量比这一平均浓度来确定火焰根部的。此外,火焰根部具有复杂的湍流结构。持续火焰的高压极限难以解释,为此人们已经提出了各种模型 [21,22,23,24,25]。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通过使用高速纹影动态图像、激光诊断技术和静电探针技术对火焰根部的火焰结构进行观测和分析,来探讨欠膨胀氢射流火焰的火焰稳定机制。

2. 实验与讨论2.1. 火焰根部结构的观测与分析

      将氢气加压至15~90兆帕,储存在一个容积为0.01立方米的钢瓶中,然后通过安装在1.5米高处、直径为0.2毫米或0.53毫米的喷嘴向水平方向喷射,在每次实验运行的10~20秒期间,将喷嘴出口前的压力调节至预定值。喷嘴孔是用钻头钻出来的,内部通过电磨进行了抛光处理。氢气的流量是根据实验前后储存钢瓶的压力变化来估算的。对于直径为0.53毫米的喷嘴以及8兆帕或3.5兆帕的射流驻点压力,在图2所示的纹影图像中可以观察到轴对称的、高度欠膨胀的射流流场以及激波结构。由于喷嘴出口处的压力超过大气压,气流在膨胀的同时伴随着气体加速,从而导致速度变化,相应地压力和密度降低。这种膨胀使得周边流线从其初始方向偏离,向外偏离流场中心线。在喷嘴出口边缘形成了一系列膨胀波。这些膨胀波在射流边界的自由表面处被反射为压缩波,它们汇聚并形成一道桶形激波和一个马赫盘。马赫盘周边的流线形成超音速流,该超音速流会穿过斜激波,并且超过90%的总质量流量会通过马赫盘周边的超音速流[29,30]。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氢 - 空气混合物,尽管我们处理的是向空气中喷射纯氢气的非预混射流,但已知火焰根部的燃烧是预混燃烧。

在射流压力为8兆帕的稳定火焰条件下,图2(左)展示了一张典型的氢火焰纹影图像。图2(右)通过白色线条和圆圈展示了在高速摄影中观察到的重要现象。可以观察到在火焰根部附近,气体在垂直方向上偏离射流中心的运动(见图2,右)。这种运动是由于燃烧反应形成了直径约为5 - 7毫米的球形火焰结构所致,这些结构在图2(右)中用虚线圆圈标示出来。由于纹影照片是沿光路的合成图像,所以沿着图像边缘可以清晰地辨认出球形火焰结构。这些火焰结构在燃烧过程中依次形成,火焰得以持续维持。这些火焰结构从射流的速度边界位置向外延伸(见图2,右中的两条白色线条)。它们覆盖了预混的氢 - 空气流,并且在被从射流轴线向外推时,可以观察到它们有轻微的旋转。另一方面,在火焰的准稳态条件下,也就是图1中高压极限曲线上的条件下,当喷射压力降低到3.5兆帕时,覆盖在预混空气流上的火焰结构看起来并不稳定,即它们会暂时出现,但很快就会向下游消退(见图3,左)。在准稳态火焰条件下,火焰根部位置随时间的波动幅度要大得多,也就是更接近高压极限曲线(见图4)。图3(右)展示了在将氢气压力降低到3.2兆帕的熄火过程中的一个瞬间画面。此时看不到从速度边界向外延伸的火焰结构,最终火焰熄灭了,而火焰结构也向下游消退得太远了。

图 4 展示了根据纹影动态照片(每秒 20000 帧)得出的从喷嘴出口到火焰根部的抬升距离  随时间的波动情况。火焰根部的位置是通过将每张纹影图像的阴影部分数字化来确定的。8 兆帕时  的值几乎是恒定的,变化幅度在 5 毫米或更小,但对于 3.5 兆帕,其变化幅度可高达 20 毫米。在这两种条件下,发现  的最小值实际上是相同的,即 35 毫米。从图 4(右)可以看出,在 3.5 兆帕时,火焰结构以较大幅度振荡,即会瞬间朝喷嘴方向移动,但随后立即向下游移动,如此反复。与此相反,在 8 兆帕的压力下,图 2 所示的团块状球形火焰结构在图 4(左)所示的大致相同位置依次形成。

2.2. 通过平面激光诱导荧光(PLIF)测量对火焰根部结构的分析
      为了详细研究火焰结构,对已报道的通过平面激光诱导荧光(PLIF)技术进行的羟基(OH)自由基二维截面测量结果进行了重新整理 [12,19],并用于本研究的讨论。与氧(O)或氢(H)自由基相比,OH 自由基的寿命较长。因此,OH 在精确确定火焰表面位置方面存在劣势。然而,OH 的浓度要高出数倍。所以,选择 OH 自由基作为 PLIF 测量的目标。在实验中,将掺钕钇铝石榴石(Nd:YAG)激光的二次谐波(光谱物理公司的 Quanta-Ray Pro 290 型号,每脉冲最大能量 1 焦耳,频率 10 赫兹)通过染料激光和倍频器(BBO 晶体)转换为更短的波长,以此作为 OH 自由基的激发源。激发波长为 282.927 纳米,它对应于 OH 分子在  跃迁中的  带吸收线 Q1 (6),这是一条已知的与温度无关的激发线 [31,32]。用带有图像增强器(滨松光子学公司的 C10880 - 03F 型号)的电荷耦合器件(CCD)相机(安道尔科技公司的 Zyla 型号,2560×2160 像素)来检测 OH 自由基的二维图像。观测窗口为 90×90 毫米,图像的空间分辨率约为 0.08 毫米 / 像素。在这些条件下,PLIF 信号接近准饱和状态,可以获得大致的 OH 浓度。关于这项技术的更多使用细节,请参阅以前的出版物 [12,19]。

图 5a 展示了在可持续火焰条件下,连续 20 次 10 赫兹激光脉冲下 OH 的积分分布情况。反应区从射流的中心轴向外扩展,并伴有涡旋。涡旋的形状、规模以及抬升距离  可以与之前进行的大涡模拟(LES)[33,34,35] 进行比较。图 5b、c 展示了图 5a 中虚线所示区域的单次拍摄图像。可以观察到由火焰团簇组成的直径约为 6 - 10 毫米的球形结构。尽管 OH 分布是沿中心轴截取的平面图像,但可以推测球形火焰结构内部包含多个复杂的小火焰。此外,图 5a - c 的实验条件是孔口直径为 0.2 毫米、压力为 82 兆帕(与图 2、图 3 和图 4 中的条件不同),处于更高的欠膨胀射流流态条件下,但如前文所述,基本现象是相似的。

2.3. 离子电流的测量

      静电探针技术(离子探针)是一种通过捕捉反应区内的离子分子来检测火焰表面存在与否的方法。这种方法极高的时间分辨率使我们能够测量湍流火焰的结构[36,37]。对通过离子探针获得的离子电流波形进行分析,可以在火焰经过探针时揭示火焰的行为和湍流结构。据报道,离子电流是由火焰中存在的阳离子流产生的[36]。原本计划向氢气中添加约1%的甲烷,但后来发现没有必要。虽然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预计实验室及管道中存在的微量金属元素可能是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探针从氢射流中心轴下方插入到球形火焰结构中心附近,这样它就不会干扰射流。图6展示了实验中所使用的离子探针的示意图。接收离子信号的直径为50微米的铂丝,其尖端距离陶瓷管仅0.5毫米暴露于火焰中。由于探针是高阻抗的开路,离子电流相对于噪声较弱,因此提高信噪比就显得尤为重要。为解决这一问题,串联了一个锂离子电池作为电源,以便在 -50伏的高电压下检测火焰中的离子,并且用外径为3毫米的不锈钢管对铂丝进行了电屏蔽。根据之前粒子图像测速(PIV)测量的结果,在当前实验条件下,在火焰根部附近测得的气体流速约为20 - 100米/秒[30]。要获得空间分辨率为0.1毫米的准确离子电流波形,如果考虑到为了进行准确分析,一个信号周期内需要20个数据点,那么数据采样速度似乎需要高于100÷(10⁻⁴×20) = 20兆样本/秒。为实现这一目标,使用了一台能够记录高达200兆样本/秒的高速数据记录仪(HIOKI MR6000)来进行数据采集。

图 6.用于检测火焰中离子电流的静电探针的示意图。

     当安装多个静电探针时,人们担心上游探针会对下游探针周围的气流产生干扰,但当探针间距大于 10 毫米时,无论是在纹影图像中还是在离子电流中都未察觉到这种影响。离子电流波动的功率谱密度函数(  )与波动频率(  )之间关系的典型情况如图 7 所示。在计算  时,使用傅里叶变换程序对 216 即 65536 个随时间变化的瞬时离子电流数据点进行了分析,以获得傅里叶分量  。然后,利用基本公式  将这些分量转换为  ,其中    分别代表波动频率和数据采集周期。

在射流压力为 8 兆帕的稳定火焰条件下,  值在 250 至 2000 赫兹范围内有多个峰值。该频率被认为与球形火焰结构内的小火焰相对应。若  为火焰结构的直径,  为其内部火焰的传播速度,则  的值可大致估算为米 / 秒。对于在持续供应给火焰结构的预混气体中传播的湍流火焰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速度。然而,仅从离子电流数据无法明确球形火焰结构内的火焰是连续的还是离散分布的。


另一方面,在射流压力为 3.5 兆帕的准稳态条件下,  值分布在 200 赫兹以下的低值区域。这表明球形火焰结构在射流方向上存在宏观的前后移动,因为该频率几乎与图 2 和图 3 所示的火焰前沿根部的大幅移动频率一致。

通过计算互相关函数来评估两个离子探针之间信号    的相似性。互相关函数由以下公式定义,它表示两个信号在时间延迟  下的相关程度:


在数据采集期间,  的平均值被设为零。互相关值越大,所测信号的相似性越高。在本次实验中,安装了两个离子探针,一个  位于靠近火焰根部的球形火焰结构中心,另一个  在第一个探针水平下游 5 毫米或 15 毫米处。在射流压力为 8 兆帕的稳定条件下,如图 8(左)所示,间隔为 5 毫米的    探针的互相关函数有许多大峰值,且峰值间隔约为 0.3 毫秒。如果上述火焰结构中的速度是有效的,那么球形火焰结构中小火焰的数量可估算为  ,其中    分别代表球形火焰结构的直径和由此推导出的其内部火焰的传播速度。这意味着在旋转的球形火焰结构中有若干火焰相互交叠,并且有些火焰相互独立且不连续。如果球形火焰结构内的所有火焰都是连续的,那么互相关函数就不会像图 8(左)那样有明显的峰值。当两个探针的位置间隔为 15 毫米时,这两个探针之间几乎没有互相关关系(见图 8,右)。这意味着一个火焰结构与相邻的火焰结构不相关。

  1. 火焰稳定机制


    基于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测量和讨论结果,高压氢射流火焰的火焰稳定机制如图 9 所示。它凸显了用于产生实验中所观察到的火焰结构的混合与燃烧过程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在气流边界内,高速空气被马赫盘下游减速的氢气流卷吸。两种气流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可燃预混物,该预混物被供应给抬升火焰,从而产生如图 9 所示的顺时针轻微旋转的球形火焰结构。由于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火焰根部的快速燃烧反应导致燃烧结构垂直于射流方向并超出气流边界扩张。据报道,在氢 - 空气的自由基反应中,由起始反应(H₂ + O₂ → HO₂ + H)形成的高浓度 HO₂自由基存在于氢射流火焰的中心轴区域 [12, 20]。图 9 所示的反应性预混物从外部球形火焰结构接收热量,并且吸热起始反应被认为得到了促进。

博尔吉(Borghi)[38] 利用    之间的相关性来描绘湍流火焰的结构,其中        分别代表可变速度分量、层流燃烧速度、涡旋直径以及层流火焰厚度 [38, 39, 40, 41]。根据已报道的大涡模拟(LES)数值模拟结果,  的值可估算为 10 - 15 米 / 秒 [33, 34, 35]。当采用文献中的其他数值时,    可分别估算为约 5 和 100。卡尔洛维茨数(Karlovitz number)  用于表示火焰拉伸程度,其定义为  ,其中    分别为速度梯度和特征速度。同样根据数值模拟结果进行评估时,  的值约为 0.04 - 0.5。这意味着湍流场不会影响火焰的内部结构,因此,利用博尔吉的图表可以推断出,球形火焰结构内的小火焰是带有凹坑的褶皱火焰,不会分裂成更小的碎片。不同研究者对  与湍流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修正 [40, 41, 42, 43, 44]。彼得斯(Peters)将同一区域内的湍流火焰结构认定为波纹状小火焰 [39, 43],但普遍的观点是,火焰根部的火焰是呈波纹状的,不会分裂成更小的火焰碎片。即使在无反应流动的情况下,在射流的外缘附近也会形成涡旋状流动 [33, 35],并且这些涡旋具有与主流方向相反的纵向涡旋结构 [45]。点火时,小火焰会在涡旋中产生,并被认为会形成球形火焰结构。利用该图表进行评估的结果与本研究中通过平面激光诱导荧光(PLIF)和离子探针测量所估算出的火焰结构是一致的。如图 2 和图 3 所示,球形火焰结构在持续点燃氢 - 空气预混物以维持火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当氢气压力降低时,球形火焰结构变得准稳态,在流动方向上的波动更大,并在熄火极限时被向下游冲刷。

4. 结论

     对于直径小于1毫米的圆形喷嘴,持续火焰的低压极限为0.1 - 0.2兆帕,这与在这些压力下存在壅塞流的情况相符。本研究对作为喷嘴直径函数的高压极限下的火焰稳定机制进行了调查和讨论。基于利用高速纹影图像、激光诊断技术和静电探针技术在火焰根部进行的测量,得出了以下结果。在驻点压力为8兆帕且喷嘴直径为0.53毫米的情况下,在欠膨胀射流所产生的激波结构下游观察到了稳定的抬升火焰。在射流边界内,被马赫盘下游减速的氢气流卷吸的空气与氢气混合形成预混物,该预混物被供应给抬升火焰,从而产生直径约为5 - 7毫米的球形火焰结构。观察到团块状的火焰结构在大致相同的位置依次出现。它们在维持火焰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对羟基(OH)自由基的平面激光诱导荧光(PLIF)测量以及离子电流数据,认为球形火焰结构内部由复杂的多个火焰面组成。将先前数值模拟的结果与本次实验结果相结合可知,球形结构内的火焰是相互交叠且呈波纹状的,不会分裂成更小的碎片。

小工程师总结:

明确火焰稳定的压力极限及相关特性

  • 确定低压极限及与壅塞流关系:实验得出对于直径小于 1 毫米的圆形喷嘴,持续火焰的低压极限为 0.1 - 0.2 兆帕,且此情况与壅塞流的存在相符。这为理解在特定压力区间内火焰能够持续存在的基础条件提供了明确依据,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在该压力附近火焰行为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 探究高压极限下的机制:着重对作为喷嘴直径函数的高压极限下的火焰稳定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不同压力条件下的实验观测与分析,深入了解在高压情况下火焰稳定或不稳定的具体表现及内在原因,弥补了以往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揭示火焰根部结构及相关现象

  • 观测火焰根部的流场与火焰结构:利用高速纹影图像等技术,在不同压力条件下(如驻点压力为 8 兆帕、喷嘴直径为 0.53 毫米时)对火焰根部进行观测。发现了在欠膨胀射流产生的激波结构下游的稳定抬升火焰情况,以及在射流边界内空气与氢气混合形成预混物进而产生特定直径(约 5 - 7 毫米)的球形火焰结构这一过程。清晰呈现了火焰根部复杂的流场环境与火焰结构的生成机制,为全面理解火焰稳定所需的微观结构条件提供了直观信息。

  • 展现不同压力下火焰结构的动态变化:对比不同压力下火焰结构的状态,如在 8 兆帕压力下团块状火焰结构在大致相同位置依次出现且能维持火焰稳定;而在压力降低到 3.5 兆帕的准稳态条件下,火焰结构不稳定且会向下游消退,火焰根部位置波动幅度变大。这些观测结果直观展示了压力变化对火焰结构稳定性的影响,为分析火焰稳定机制随压力改变而发生的变化提供了关键依据。

借助多种测量手段深入剖析火焰结构

  • PLIF 测量与离子电流测量的协同分析:通过对 OH 自由基的 PLIF 测量以及离子电流数据的分析,发现球形火焰结构内部由复杂的多个火焰面组成,且火焰是相互交叠且呈波纹状的、不会分裂成更小的碎片。这两种测量手段从不同角度对火焰结构进行了细致剖析,相互印证补充,使得对火焰结构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表面形态,而是深入到其内部组成及火焰面之间的关系,为准确理解火焰稳定机制在微观层面的运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验证与完善相关理论及模型

  • 验证已有理论在特定条件下的适用性:例如在亚声速射流相关判据方面,实验结果可用于检验已有理论在本实验所涉及的欠膨胀氢射流等特定条件下的有效性。若理论预测与实验结果相符,则进一步证实了该理论的普遍适用性;若存在差异,则可促使对理论进行修正与完善。

  • 为新理论与模型的建立提供基础:综合本次实验所揭示的各种关于火焰稳定机制的现象、数据及分析结果,可为后续建立更准确、更全面的火焰稳定理论与模型提供丰富的实际依据,推动该领域理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来源:气瓶设计的小工程师
燃烧化学燃料电池湍流电源汽车UM理论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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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时间:202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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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设计的小攻城狮
硕士 从事IV储氢气瓶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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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当高压氢气泄漏立即被点燃时,就会发生氢气射流火灾,而积累的易燃氢云延迟点燃时就会发生氢气爆炸。当形成一定量的易燃云时,连续和突然的氢气泄漏都可能导致爆炸。管道、储气瓶、分配器单元、热交换器和车辆等障碍物会导致 HRS 中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这些拥堵与喷射火相互作用,增加湍流和混合,并导致超压。[12]湍流加速燃烧,最终决定爆炸可能产生的超压。[13]极端情况可能导致这种机制转变为超音速现象,具有明显更高的超压。氢气闪燃可能是由于立即点燃足够的氢气-空气浓度引起的。喷射火和闪火都会导致亚音速火焰传播的爆燃。此外,在发生高压氢气泄漏的封闭或部分封闭空间中,由于焦耳-汤姆逊反转温度、静电和扩散理论等综合效应,火灾可能在没有任何潜在点火源的情况下起火。[14]氢释放条件的配置和障碍物的存在对易燃云的形成过程有显著影响。氢的分散受浮力/重力和动量力的影响。当氢气的释放速度或初始压力增加时,潜在易燃气体云的外边界会延伸到更远的距离。[15]障碍物和泄漏点之间的距离较短会增加易燃云形成可能性的不确定性。而且,连续障碍物之间的距离越大,会导致火焰减速,压力可能会增加得更慢,甚至减少。[12]此外,障碍物几何体对爆炸的发生有重大影响。[16]Qian 等人。[4]表明,可燃气体云在到达墙形障碍物之前呈喇叭形分布,而在障碍物时,它主要聚集在地面上并更靠近墙基。[4]此外,风条件会影响氢的分散,从而影响氢质量分数和可燃气体云的大小。恒定风速和可变风速之间的比较表明,可变风速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因为可燃气体云量更大。[17]Liu 等人。[18]进一步扩展了工作,以了解风对 HRS 不同区域发生氢气火灾和爆炸可能性的影响。结果证实,由于风速较快,可能会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形成大尺寸的易燃云。在低风速条件下,外部区域的易燃云呈球形锋面,大大增加了氢爆炸的可能性。还观察到,较高的风速明显减小了易燃云的范围。[19]此外,较高的风速会增加局部湍流强度并加速氢和空气的混合,从而导致云的氢成分下降得更快。[20]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氢气火灾和爆炸的风险,安全距离评估在 HRS 中非常重要,它可以更好地估计安全距离并在 HRS 中安装安全屏障。如果加氢站内发生氢气泄漏事故,加氢站操作员在距离事故现场 1 m 的地方将面临受伤的风险,而在距离事故现场 6 m 的地方,行人和相邻住宅将受到影响。[21]Kim 等人。[22]对氢气泄漏和爆炸进行了数值模拟,用于 HRS 的安全设计。建议将储氢罐搬迁到距离当前制氢设施至少 5 m 的位置。此外,建议在保护墙控制室和分配器之间保持 2 m 的额外距离。[22]由 Tsunemi 等人进行的定量风险评估。[23]建议与分配器保持 6 m 的间隔距离和 3 m 的屏障高度,以确保居民和路人致命烧伤的风险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在涉及高压蓄能器连接管道和压缩机/连接管道的事故场景中,与加氢站必须保持 11-12 m 的间隔距离,以减轻风险问题。[23]爆炸造成的最大有害距离为 35.7 m,在风向和 90 MPa 压力罐氢气泄漏的条件下,最远的致死距离为 18.8 m。[24]此外,当氢气供应充足时,建议不要将氢气管拖车停在加氢站。[24]与压缩机的原始安全距离约为 25 m,但增加压缩机外壳后,该距离可以减少到 12 m,相当于减少了 50% 以上。相反,压缩机高度(无外壳)对安全距离缩短的影响较小,距离仅减少 2 m。需要强调的是,除了缺乏任何缓解措施的压缩机外,所有机组的安全距离均低于中国加氢站国家规范中规定的民用活动区域最小安全距离 25 米阈值。[25]尽管之前对 HRS 进行了研究,但尚未很好地探索减少财产损失和伤亡的安全指南。特别是,对点火特性和拥堵程度对爆炸事件发展的影响缺乏了解。为了解决这一差距,本研究对 HRS 进行了详细的计算流体动力学 (CFD) 调查,然后进行影响分析,以提供有关可接受安全距离的更可靠建议。我们专注于最关键单元的泄漏,包括储藏室、热交换器、压缩机、管拖车和分配器,因为它们发生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很高,并且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伤亡。首先,对每个机组在不同风力条件下的氢气泄漏和分散进行建模,为爆炸场景建立实时数据;然后,进行了全面分析,以阐明点火时间和位置对导致爆炸场景的超压和热通量的影响。该项目的成果将有助于评估和降低 HRS 设施中氢气火灾和爆炸事故的风险。它可以为加氢站各个区域的防火和防爆提供额外的参考。2 方法该方法包括 3D 瞬态 CFD 仿真。我们首先研究氢的分散和积累。然后分析各种点火位置的爆炸场景。HRS 设施在两种情况下建模,一种使用管式拖车现场交付燃料,另一种不使用管道拖车现场交付燃料。HRS 的配置遵循美国国家消防协会 (NFPA 2) 给出的一系列建议。进行了一项全面的研究,以了解不同压力速率下泄漏位置、风速、点火位置和积累时间的影响。下面给出了有关情景、研究案例和 CFD 建模的更多详细信息。2.1 问题描述如图 1 所示,数值调查考虑了示例 HRS,表 1 中给出了案例总结。模型中考虑的组件包括储罐、高压、中压和低压压缩机、热交换器、便利店、分配器、管式拖车和停车场。排列和尺寸与以前的研究一致。[26]在将氢燃料装载到设施中期间,氢气加氢机不得运行,因此,对于泄漏来自加氢机单元的情况,将管式拖车拆除(图 1B)。情况 C20-C23(见表 1)针对此配置进行建模,而对于其余情况,图 1A 作为所采用几何形状的演示。设施总长 42.67 m,宽 38.40 m。泄漏区域被简化为直径为 10 mm 的圆。风向如图 1 所示。图1 加氢站布局 (A) 带管式拖车和 (B) 不带管式拖车:(1) 商业商店,(2) 停车场,(3) 加氢装置,(4) 管式拖车,(5) 储藏室,(6) 压缩机和 (7) 热交换器。虽然在这种无承压的 HRS 的设计中,氢气积聚的机会较低,但储氢系统容纳了相当数量的氢气,并且储氢瓶、氢气管拖车、压缩机、热交换器和防爆壁之间存在一些互连。当氢气从主设备泄漏时,可产生易燃气体云。[24]为了调查相关风险,考虑了上述关键装置发生氢气泄漏的几种情况。表 1 列出了案例摘要。2.2 泄漏场景首先,在没有点火源的情况下对泄漏情景进行建模,以分析易燃云的发展。考虑了关键高压装置的泄漏:压缩机、分配器、储罐、管式拖车和热交换器。压缩机、储罐、热交换器和分配器中的压力为 70 MPa,而管式拖车中的压力为 20 MPa。压缩机、热交换器、储藏室、分配器和管拖车的泄漏高度依次为 0.95、1.3、6.1、1.2 和 1.4 m。每个单元的泄漏针对不同的风速(1、3、5、7 和 13 m/s)进行建模。风向如图 1 所示。所选风速采用自以前的研究。[24]对于所有情况(C6 除外),泄漏方向与风向一致。C6 在泄漏来自压缩机但朝向地面的地方考虑,因此泄漏高度为距地面 0.58 m。本案例被认为用于评估泄漏方向对爆炸特性的影响。2.3 爆炸场景反应情况侧重于点火时间和点火位置的影响。对于爆炸场景,考虑了不同的点火位置,这些位置与 4%、14%、28%、56% 和 75% 的氢气浓度相吻合。这些氢浓度水平在氢可燃性限值范围内。它们在物理上与每个单元的泄漏源位于相同的高度。它们与泄漏源的物理距离随氢浓度的变化而变化。图 2A 说明了点火点的物理位置,图 2B 说明了在所有情况下从泄漏点到点火位置测量的径向距离。点火源位置的确定基本上基于氢气可燃性范围。最初,对氢气释放情景进行模拟,以确定设施内在其可燃性范围内的氢气浓度,特别是浓度为 4%、14%、28%、56% 和 75%。这些确定的浓度是点火源的战略性放置位置。点火能量通常建模为点源,其中释放能量以引发燃烧。在本研究中,保留了代表工业场景中常见点火源并由 FLACS 设计的默认点火能量。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独立于爆炸场景相关发生概率的后果分析。例如,情景 24 涉及管式拖车的存放处发生爆炸,遇到潜在点火源的可能性可能较低。然而,如果发生此类事故,调查后果至关重要,从而能够制定有效的缓解策略。图2 (A) 点火位置的物理位置和 (B) 径向位置。鉴于较高的风速有助于加速氢气的扩散并减轻局部积累,因此大多数爆炸模拟都是利用 1 m/s 风速的氢气扩散模拟来执行的。C16 和 C17 经过专门模拟,以模拟氢气从换热器水平方向逸出,而风速依次为 5 和 13 m/s,与氢气泄漏方向对齐的场景。这些模拟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研究和了解风对由此产生的爆炸后果的影响。考虑了两种不同的点火时间(10 秒和 100 秒),以了解爆炸发生后点火前易燃云量对超压和温度场的影响。分散后 10 秒和 100 秒的选择用于爆炸分析是基于可燃云的体积。在 10 秒时,每个发布场景中的可燃云代表初始增长阶段。到 100 秒时,可燃云达到稳定状态。因此,选择这些实例来研究早期泄漏检测的后果(10 秒)和稳态积累后爆炸的后果(100 秒)。2.4 CFD 模型设置和操作条件模拟使用 FLACS(气体爆炸模拟器)进行,该模拟器广泛用于模拟与过程安全相关的问题。它应用可压缩的雷诺平均纳维-斯托克斯 (RANS) 框架来求解 3-D 笛卡尔网格上的控制方程。质量和动量守恒方程表示为[27-29 元]:和 分别表示由壁引起的流动阻力和由子栅格障碍物引起的流动阻力引起的力。 和 表示单元体积和表面孔隙率。 表示有效粘度,ε是湍流动的耗散。 是应力张量,而 是 Prandtl-Schmidt 数,由 FLACS 修改的 k-epsilon 模型用于工业安全应用,特别是气体爆炸、扩散和火灾场景,用于当前研究。FLACS 通过使用“涡流粘度计算”来增加湍流的产生和耗散,从而改进对火焰传播、超压和热效应的预测,从而增强了标准模型。此外,FLACS 还改进了壁功能并针对障碍物、表面粗糙度和狭窄空间进行了调整,从而提高了预测工业环境中流动行为和湍流的准确性,这对于可靠的安全分析至关重要。[票价:18、28、30 元]焓、物质质量分数、混合物分数、湍流动能和湍流动能耗散率的输运方程依次在方程 (4-8) 中表示。[28]3 结果与讨论3.1 模型验证该模型与 Friedrich 等人的氢分散和爆炸实验进行了验证。[39]在本实验中,氢气以 6 g/s 的速率从 21 mm 喷嘴沿垂直方向释放。在释放位置上方 1.5 m 处放置一个板,氢气开始在一定水平上积累(见图 3)。用于释放测试和燃烧测试的传感器的物理位置如图 3 所示。为了减少实验中可能的不确定性,质量流量在释放期间保持恒定,这也被应用于模型中。八个传感器位于距离下游壁 0.18、0.38、0.55、0.70、0.90、1、1.30 和 1.50 m 处,以捕获喷嘴和板之间氢浓度的变化。在反应情况下,放置了六个传感器来捕获燃烧后的超压(它们距泄漏源的高度为 0.65、0.75、1.05、1.25、1.35 和 1.45 m)。由于稳定的羽流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在释放量上方建立,因此有时在接近氢气释放持续时间结束时进行测量。应用笛卡尔网格,并在泄漏附近细化网格并在边界区域拉伸网格。如图 4 所示,在验证案例的网格独立性研究中考虑了四个级别的网格分辨率。级别 1、2、3 和 4 的像元大小分别为 11.25、7.5、5 和 3.5 cm。对于所有网格,在泄漏附近选择 2 cm 的网格尺寸。[28]结果最初对网格大小敏感,而进一步细化对结果的影响很小。因此,在案例中选择单元尺寸为 5 cm 的网格,并在高堵塞率的区域对网格进行局部细化,以进行爆炸计算。首先对氢气泄漏和分散进行建模,并评估每个传感器位置的氢气协同作用。如图 5A 所示,这项研究关于氢分散的实验结果和数值结果之间有很好的一致性。不同传感器位置的氢气浓度误差百分比在 0.38% 到 4.76% 之间。在氢气体积浓度中可以看到线性增长。此外,还验证了爆炸模型。点火源放置在泄漏点上方 0.8 m 处。氢云在释放结束 (1.62 s) 之前被点燃,以在测试室内提供最大的湍流和最大的氢库存,从而达到最大的燃烧压力。如图 5B 所示,仿真结果和实验结果之间存在令人满意的一致性。传感器 1、2、3 和 6 的误差值为 4.34%。传感器 4 和 5 的误差略高(分别为 5.33% 和 9.23%),这可能是由于实验期间在开放空间中进行的测量存在一些不确定性。[39]3.2 风速对易燃云的影响不同风速的泄漏期结束时 (100 s) 的体积可燃气体云如图 6 所示。在图 6 所示的所有情况下,氢气都在水平方向上释放。需要强调的是,涉及压缩机、热交换器、储藏室和管式拖车的氢气泄漏的情况是使用图 1A 所示的几何结构模拟的。相反,使用图 1B 所示的布置对分配器产生的泄漏实例进行建模。如前所述,在涉及加油机泄漏的模拟中排除管拖车的基本原理源于在设施内观察到的操作限制。具体来说,加油机不能与设施内从事燃料装卸的管式拖车同时处于运行状态。风速越高,易燃云的体积就越小,因为风允许氢沿风向进一步扩散,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24]由于储藏室是 HRS 设施中最狭窄的建筑,储藏室的泄漏会导致易燃云的积累最高。其他关键单元,如热交换器、压缩机、分配器和管式拖车,相对来说拥堵量有限,累积量较低。在无限制空间内,由于氢气的快速扩散和稀释,氢气爆炸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图 7 显示了 100 s 时获得的氢摩尔分数。左列和右列分别显示了 1 m/s 和 13 m/s 的风速的结果。与风速为 13 m/s 的情景相比,在较低的风速下,氢气的积累更加明显,这与图 6 中所示的结果一致。在储存单元内和较低风速下发生氢气泄漏事故时,氢气可燃云的扩散不会聚集在管式拖车附近或沿通过管式拖车输送氢气的相关路径。然而,在较高的风速下,特别是 13 m/s,易燃云往往会积聚在管式拖车附近。在较高的风速下,氢气在上升到大气中之前扩散得更快、更远。因此,高风速允许氢气在水平方向上进一步分布。虽然可燃氢云的体积随着风速的升高而减少,但泄漏点附近的氢气浓度在所有情况下都相似,这带来了进一步事故的风险,例如火灾和爆炸。储藏室内的氢气泄漏被发现是最严重的事故案例,具有最高的积累。然而,在所有情况下,都有大量的易燃云,一旦发生火灾或爆炸,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下文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3.3 氢气爆炸特性爆炸后的温度分布会对周围环境、结构和个人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爆炸会产生冲击波,该冲击波会传播并可能与狭窄空间或城市环境中的表面相互作用,从而导致超压的反射和放大。这可能导致建筑区出现复杂的压力分布。高超压水平会对建筑物、墙壁和其他基础设施造成重大结构损坏。这种损坏可能包括窗户破碎、结构变形,甚至倒塌,具体取决于超压的大小。超压会对个人构成直接风险。因此,本节讨论超压和温度分布以及它如何影响结构和个体。压缩机爆炸后的超压和温度分布如图 8 所示。风速为 1 m/s,爆炸发生在散布 100 s 后。情况 C3 和 C6 表示氢气爆炸,而泄漏在压缩机处依次沿水平方向和地面发生。在 C6 中发现了更严重的后果,其中泄漏朝向地面。C3 和 C6 的最大超压分别为 1.49 bar 和 2.60 bar。大部分区域有 0.007-0.01 bar 的超压,可能会使 5% 的玻璃板破裂(参见表 2)。在点火位置附近,发现最高的超压,可以破坏 C3 的 50%-70% 的墙体结构。另一方面,C6 的最大超压为 2.60 bar,足以几乎完全拆除(参见表 2)。这种情况可以被认为是最糟糕的情况之一,因为它可能会损坏一半以上的压缩机外壳。储藏室和热交换器也会受到冲击波的影响。鉴于 C6 涉及指向地面的泄漏并积累了大量易燃氢气,因此它增加了高温和超压的风险。在 C3 中,火焰与风向一致传播,但在大气内的垂直平面上传播更多,从而降低了对周围单元的风险。而在 C6 中,由于周围区域积聚了大量易燃氢气,火焰会延伸到压缩机组、储藏室和热交换器的周围,从而阻碍了其因较大堵塞而引起的扩散。图 9 显示了情况 C1 至 C5(压缩机)、C20 至 C23(分配器)和 C12 至 C15(热交换器)的最大超压和温度。所介绍情况下的风速为 1 m/s。通过改变点火位置,为每个单元考虑不同的爆炸场景。根据氢气浓度选择点火位置(参见表 1)。点火位置氢气浓度为 75% 的模拟不会针对加氢机和热交换器装置进行模拟,因为它非常靠近泄漏源和壁。根据 FLACS 指南,点火位置不能直接位于墙壁或网格线上,而必须与这些结构元件保持略微的距离。虽然与其他情况相比,热交换器情况下的可燃气体云量看起来更小,但由此产生的危险(超压和温度)明显更大,这可能是由于较高的堵塞率。换热器在易燃云附近具有高度拥堵,这会导致更大的湍流。湍流强度会显著影响氢气爆炸中的超压值。在较高的湍流强度下,氢气被剧烈燃烧,爆炸强度增加。[40、41 元]每个点火位置的燃烧速率也不同,这会影响超压和温度场。当氢气快速燃烧时,它会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热量,导致密闭空间内的压力突然增加,并在爆炸过程中产生更高的超压。爆炸还受可燃云的初始大小的影响。图 10 显示了压缩机爆炸的数据,而可燃氢云在泄漏开始后 10 秒(C7 到 C11)和 100 秒(C1 到 C5)爆炸。在这些情况下,点火位置的物理位置请参考图 2 。当在 10 秒和 100 秒发生点火时,超压存在显着差异。更大的云导致可用于燃烧的氢气质量更大,导致能量释放显着增加,其特征是更高的超压和温度水平。这种增强的爆炸会产生更强大的冲击波,造成结构损坏并进一步提高周围区域的超压。此外,较大的云会释放更多的热能,再加上向周围环境的热传递,会导致爆炸后的温度更高。[42、43 元]在 100 秒时发生点火的情况下,与其他情况相比,C3 的温度明显升高。同时,观察到略高的超压。这种趋势归因于点火源的物理位置高度堵塞。在 10 秒发生点火的情况下,在所有情况下都观察到温度相似性,而点火位置氢浓度为 28% 的 C9 的超压最低。这个结果可以分配给氢分散的时间。如果点火位置释放的氢气不足或积聚不足,则爆炸后会产生较低的超压。图 11 依次显示了 C14、C16 和 C17 情况在风速为 1、5 和 13 m/s 的情况下,换热器泄漏导致爆炸后的超压。结果证实,风速越高,超压越低。爆炸后,风速的增加往往会更快地分散氢气云。随着气体的分散,它会降低气体云的密度,从而降低爆炸产生的超压。3.3.1 热通量及其影响选择点火位置氢气浓度为 28% 的情况进行热通量分析。此外,考虑 C19,其中点火位置靠近对应于 75% 氢气浓度的储藏室门。氢气爆炸后的热通量产生和分布遵循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热通量对人体的影响如表 4 所示。热通量范围为 25 至 37.5 kW/m2有可能在一分钟内诱导 100% 的致死率或在 10 秒内诱导 1% 的致死率。热通量值为 12 和 4 kW/m2可分别引起 1 度和 2 度烧伤。热通量为 1.6 kW/m2,但被认为在可接受的长期暴露阈值内。随着易燃云的高度增加和堵塞程度的增加,大量能量以热能的形式释放出来,表现为热量。C19 和 C22 在受高热通量值影响的距离方面表现出最广泛的覆盖范围,超过了 C6、C3、C24 和 C14。氢气在 C19 和 C22 中的积累增加导致爆炸后超压和温度升高,从而导致更高的热通量值。在这里,风向与泄漏方向一致,但 C6 除外,这有助于热通量进一步传播。C6 的氢气从压缩机向地面泄漏,风是向前的 (+X)。情况 C3 和 C6 表现出来自压缩机的氢气释放;但是,定向放电不同,C3 水平释放,C6 指向地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C6 中的氢积累量高于 C3,表 4 中描述的所有类别的热通量覆盖范围在 C6 中相应地更大。另一方面,C14 和 C24 的特征是热交换器引起的氢气爆炸,表现出相对较低的堵塞率。与其他情况相比,这种减少的堵塞导致这些情况下的热通量分数较低。如果设施周围不存在防火墙和固体边界,当前研究中介绍的所有情况都可能具有更严重和更大的热通量发展。3.3.2 安全距离分析进行安全距离分析,这有助于降低与加氢站氢气爆炸相关的风险。计算从点火位置到超压波最大距离的径向距离以分析安全距离。超压范围参考表 2 设置。如表 5 所示,A、B 和 C 类依次表示玻璃板的断裂率分别为 5%、50% 和 90%。同时,D 类和 E 类描绘了瓷砖的移动以及由于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而造成的门窗框的破坏。在所有情况下,类别 A 中的距离最高,而类别 B 、 C、D 和 E 中的距离依次变小。原因是在开放环境中,冲击波会随着向外扩展而更快地失去能量。在低风环境中,由于与周围空气的摩擦,冲击波能量消散得更快,这会导致冲击波在较短的距离内失去强度。然而,对于高度阻塞的情况,风有助于将激波的压力保持更长的距离,因为它不断地将激波前沿向前推。这就是此类情况在 A 类到 E 类中没有显著差异的原因。表 2 中提供了安全距离的超压限制。从点火位置到最大距离的径向距离(包含相关超压)被视为计算安全距离。表 5 提供了从玻璃板破裂 5% (A) 到门窗框损坏 (E) 的损坏程度的安全距离;然而,案例 C19(储藏室爆炸)具有严重的后果,并且冲击波范围过大,可以摧毁整个建筑物,包括墙壁、门、窗和其中的任何类型的结构。C1 到 C5 具有相似的释放条件,在这些情况下,安全距离没有发现显着差异,除了 A 类,它是根据玻璃板断裂 5% 计算的。在 C6 中,压缩机的释放装置朝向地面,而其余条件与 C3 中相同,其中释放装置设置在压缩机的水平方向上。由于释放物朝向地面,易燃氢云的积累相对较高,这会导致更高的超压,因此冲击波传播的距离更长,需要更长的安全距离。将 C7-C11(10 s 的分散时间)与 C1-C5(100 s 的分散时间)进行比较表明,安全距离更短,因为较长的分散时间会导致更高的累积,这肯定会产生更高的超压。在强风条件下,冲击波的行为可能很复杂,并且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风的强度和方向、爆炸的大小和能量以及周围的地形。通过比较 C14(1 m/s 风速)、C16(5 m/s 风速)和 C17(13 m/s 风速)可以找到风速的影响。结果表明,强风可以作为积累的强大驱动力。当泄漏发生时,泄漏积聚的易燃云被风沿风向驱散。因此,风速越高,易燃云的积累就越少,最终导致的后果较轻。4 总结进行了 25 个非反应(分散情景)和 24 个反应(爆炸情景)模拟,以加强对氢气扩散和爆炸的理解,这是设计加氢站 (HRS) 的关键风险因素。使用商用 CFD 工具 FLACS-gas explosion 进行模拟。通过为资产损失和热通量对人类的影响提供安全距离,进一步进行了风险评估研究。本研究考虑了 HRS 中介绍的所有关键单元的氢气泄漏和爆炸,即:压缩机、热交换器、储藏室、分配器和管拖车。风速选择为 1、3、5、7 和 13 m/s。点火源放置在不同的物理位置,对应于 4%、14%、28%、56% 和 75% 的氢浓度。该研究概述了包括超压、温度、热通量和安全距离在内的后果。主要发现是。较高的风速会导致泄漏或意外释放期间释放的氢气更快地扩散。风速越高,稀释效应越大,这意味着空气中的氢气浓度会随着它与周围较大体积的不易燃空气混合而降低。因此,风速越高,可燃氢云的积累就越小。由于堵塞会显着放大封闭空间内的超压,使其更加危险,因此当储藏室发生爆炸时,会出现最高的超压。这是因为密闭空间限制了爆炸产物的膨胀,导致压力增加。在某些情况下(即情况 C6),限制可能是部分的,存在一些屏障,但不会完全密封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超压可能会根据堵塞的程度而变化。密闭空间内较高的温度会导致更强烈的热量传递到空间内的表面和物体,从而可能造成损坏。密闭环境会吸收热量,导致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下。高温出现在高度堵塞的情况下(情况 C6、C19 和 C24)。约束会导致更高的超压水平,从而导致更高的热通量。这是因为受限爆炸会产生更高的压力,从而产生更强大的冲击波。这些冲击波会导致更强烈的热量传递到附近的表面,从而导致更高的热通量。在这种情况下,与无侧限爆炸相比,热通量可以显着升高。在目前的研究中,说明了热通量对个体的影响。在狭窄空间和障碍物表面发现的热通量较高,可在 1 分钟内导致 100% 的致死率。表现出最高热通量的情况被确定为以阻塞率升高为特征的情况,即 C19,分别由 C22 和 C6 继任。这些特殊情况表明,在所研究的情景中,热通量水平最高。研究发现,包括储藏室在内的高密闭情况,以及压缩机向地面泄漏等大量易燃云的情况,危害最高。情况 C6、C19 和 C24 需要最长的安全距离,每个都超过 15 m。相反,情况 C21 后跟 C12 到 C15,在研究场景中表现出所需的最小安全距离。本研究的结果有助于评估和降低 HRS 设施中氢气火灾和爆炸事故的风险。它可以为加氢站各个区域的防火和防爆提供额外的参考。本研究还将有助于进一步改进 HRS 建设,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氢气易燃云形成的风险及其在气体泄漏情况下的灾难性后果。作为未来工作的一部分,对以下情景的审查可以显着有助于建立关于 HRS 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的弹性评估。对于评估由此产生的爆炸后果,必须模拟储罐或其他包含高压物质的关键装置中的潜在破裂。此外,探索爆炸对周围属性的后续影响构成了次要影响。爆炸的后果包括产生碎片、碎片或弹丸,这些碎片、碎片或弹丸以高速推进,对附近的结构、个人或物体构成重大风险。了解这些推进材料的轨迹和影响对于理解爆炸的全部影响和制定有效的安全措施至关重要。来源:气瓶设计的小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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