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风险与面子的成本

前几天，雪萍打电话给我。讨论了某个技术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非常成功、用户也非常满意。但方法却非常简单。听完后，雪萍问我：这不就是一个信息集成问题吗？信息集成大家讨论了这么多年了，他们过去为没有去做呢？

为什么没有去做呢？因为过去没有想到具体的需求。

我做了若干年政协委员，体会到一个道理：政府的决策逻辑往往是“反馈控制”，而不是“前馈控制”：往往是出现现实问题、甚至问题比较严重后才会去行动、解决问题。而不是用超前的理念去预见事物的发展、并采取行动。偶尔会有理念的驱动，也往往是“对标找差”的结果：但看到别人那里做得很好，自己受刺激了，决定要赶上。

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错误。

因为企业和政府的行动都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往往要针对痛点，才能有价值。而别人的痛点，不一定是自己的痛点。比如，质量是不是痛点，与市场对质量的要求有关、与解决质量问题的代价有关。前面讲到的项目之所以成功，因为质量问题真的是这个企业的痛点，值得这样去做。而工厂建成之初，企业未必知道质量问题如此严重。

现代企业往往强调“稳定性”、“没事不找事”。有时候，即便把工作做得更好，但影响了稳定性，也是得不偿失的。企业经常会听到很多人宣传的新概念、新技术。但如果没有什么真正痛点的话，一般是不会“找事”的。相反，理念太多的地方，往往喜欢瞎折腾。所谓“反馈控制”的做法，往往更务实。

对此，学术界和工业界在价值观上就是有差别的。

学术界喜欢尝试新的东西，但企业界尝试新东西是有代价的。我国有位著名的工程院士，特别喜欢创新。但是，他的许多主张在企业遭遇了失败，让企业损失非常巨大、数以百亿计。作为工程院士，他对中国的贡献肯定是负贡献。

我一直强调，创新是企业的风险投资行为。既然是投资行为，企业的目的就是赚钱。这时，就要平衡收益和风险，而不是单纯去追求那些创新程度高（往往也风险大）的工作。

学校里为什么强调创新？因为学校的经济压力小、探索的成本低。在高科技领域，企业招一个人的成本可能是几十万；这个人用不好，企业每年就会损失几十万。但学校里的研究生却几乎是免费的。所以，即便学生的工作没有经济价值，也不会导致损失。

另外，学校的实验室工作，成本相对较低、失败的代价也小。而企业的投资则要大的多。企业某些创新活动投资上百亿却最终失败，损失就太大了。柳传志先生说的“创新找死”，指的就是在这些方面不恰当的投资。

所谓的“创新是风险投资行为”，就要学会控制这种风险：对于投资小的实验，要大胆尝试；对投资大的工程项目，则要尽量小心；企业的创新，跨度最好不要太大；从小批量、小规模开始，逐渐大批量、大规模。这种“小心谨慎”肯定会影响创新的效率，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必须的。

我国创新的阻力之一，有时不在于投资管理，而在于文化。

中国的决策，过度依赖于权威：领导或者技术专家。由于他们的权力大、调动资源的能力强，就不太允许他们出错误：因为他们一旦出错误，损失太大了。权威就不会出错吗？恰恰相反：在创新活动中，即便是权威也会出错。

杨振宁先生曾经谈起美国“氢弹之父”泰勒教授的故事：泰勒教授每天有很多想法。每次有了想法就找人讨论。但是，他的想法几乎总是错的。

从科技界的地位来看，泰勒教授比中国绝大多数学术权威都强。但是，他也总是犯错。中国的学术权威犯错，不也是很自然吗？但是，中国学术权威为什么会造成很大危害呢？因为权威定调的事，往往就没得讨论、缺少纠错机制。

泰勒教授虽然错误很多，却有纠错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他就不怕出错。我们没有纠错机制，权威就害怕犯错。而且一旦犯错，就会导致巨大的损失。

对于泰勒教授，杨振宁先生还说：虽然泰勒教授的想法几乎都是错的。但是，如果他每天有半个想法是对的，对人类的贡献是多大呢？同样，我们的权威不敢出错，也就很难对创新有巨大贡献了。

与泰勒教授相比，中国的权威专家之所以导致损失，某种意义上是因为“面子太值钱”：他的想法一旦说出来，就没有人敢于批驳了。对于风险大的创新活动，面子值钱的后果是现实的损失太大。而泰勒教授的“面子不值钱”，他根本不把自己的想法错误当成“损失”、也不把错误当成“可耻”。

创新有风险，对谁都一样、谁都会出错。在我国，损害权威的“面子”往往是代价很大的。所以，权威人士一般也不会轻易认错、权威的观点甚至也不允许讨论。这样，创新的投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所以，权威人士的面子，是阻碍中国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一个宽松的质疑环境，中国就很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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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作者郭朝晖，来源蝈蝈创新随笔，本文已经授权，欢迎分享，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